吴玉章（1878－1966），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长达17年，直至逝世。吴玉章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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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四川成都，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终于抵达了天府之国。但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国仅有的6所“高师”之一，挂的是新型招牌的“羊头”，卖的依旧是传统腐朽的那些“狗肉”：教师拖着长长的辫子，吞云吐雾之中大讲孔孟学说，歌吟诸子百家，赞颂桐城古文。学生中的少爷小姐，乘坐人力车呼啸来去，更有乘坐轿子者招摇过市。见者摇头，闻者叹息，这样的学校，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的最高学府呢？

    终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拂下迎来了一场“学潮”。大多数学生不满教师的教学，他们需要选择自己的老师。于是，这一场学潮也叫作“择师运动”。择师之首，当然是择校长。

    学生选择了一位校长——吴玉章。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6岁读私塾，7岁丧父，13岁丧母后进入成都赫赫有名的尊经书院，再到旭川书院，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得了一个“时务大家”的美称。后自费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所以，吴玉章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早已是名扬海内的大人物，是学生心目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典型。

    吴玉章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择良师。早已受过马列主义洗礼的吴玉章，第一个邀请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吴玉章得悉恽代英在川南师范被军阀扣押，亲自去电保释，把他请进高师。同时，把学校原来被保守势力解聘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续聘，还委托其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除此之外，著名教育家舒新城也在邀请之列。还有图书馆学家穆跃枢，刚从西欧学成归来的魏时珍，留学日本的物理学家郭鸿銮等人，都荟萃在成都高师，“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吴玉章语）”。自此，成都高师面貌一新。

    规章制度，自然也是校长必须考虑的。吴玉章亲自制定校规，严禁学生乘坐轿子和人力车上学，严禁无故旷课、迟到早退，要求学生改穿新式校服，换掉马褂长袍。

    在成都高师，吴玉章还坚持革命宣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入主成都高师两年多，“开始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和开拓着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蒋南翔《怀念吴老》）。

    可惜，在1924年5月，军阀杨森占领成都，派员接收成都高师，吴玉章被迫离校，经沪北上。经学生赵世炎介绍，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玉章的教育事业，成都高师只是他“牛刀小试”之地，他的一生，与一所大学是分不开的。这便是中国人民大学。

    1948年8月24日，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华北大学，就在这一天举行成立典礼，校长就是吴玉章。党内著名人士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人参加了典礼。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干部，党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依旧是吴玉章。只不过，此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新型综合大学，培养目标是“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一天，正逢北国之秋，天朗气清，秋蝉高唱，下午三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亲临开学典礼现场并发表讲话。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制度、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等都逐渐完备。但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政治运动开始多起来。作为校长的吴玉章，更多的是关心教师。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吴玉章为了保护他，亲自致电公安部负责人，不同意逮捕，还派自己的警卫人员将谢韬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半年之久。

    这样一位功劳赫赫的革命家、教育家，保护教师，保护学生，但最后还是没能好好保护自己。1966年，前后为中国人民大学奉献17年的老校长吴玉章告别了人世。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教育的一生。他办教育的目的，在于为革命培养人才。

    1940年，中共中央为他庆祝六十寿辰，有一句世人熟知的领袖定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或许可以作为吴玉章一生的写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