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读书人，提倡学生读书，教师不仅仅要言传，更要身教，教师自己也要成为真正的读书人。

    关于读书，宋代黄山谷有一句话，“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作为语文老师，一方面为了不以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状态面对学生；另一方面，又因为不断倡导读书，不能只说不做，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榜样。所以，这些年来，我持续不断地读了一些书。

    以经典观照现实

    有哪些书对我有比较大的影响呢？可以大致列出一些书籍。

    第一本便是《吾国教育病理》，教育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常常令人困惑不已。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如何甄别，如何研究，如何解决。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这本著作，从历史和世界的视角给我许多启发，其中诸如“学历军备竞赛”等论述，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读了这本书，原来以为是常识的东西忽然发现是错误的。于是，在面对诸多问题时，心理上更小心、敏锐起来了。

    还有两本台湾学者的著作《学校在窗外》《移动的学校：体制外的学习天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容易对环境中的一切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甚至认定“存在即合理”。为了克服这种思想惰性，就要找不同的书来看。作为体制内教师，我愿意关注一些体制外的教育著作，看看体制外的人如何做教育，看到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些年来，关于教育、关于语文教育的各种方案、口号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跟风，短时间内可能会风光无限，但长久看来，必定会现出原形，因此还是要回归根本。《旧文重读：大家谈语文教育》和《名家谈语文学习》这两本关于语文教育的书籍所谈仍是多读、多背、多写、多思而已。这样的书，让我更坚定了扎扎实实做好语文教育的方向和决心。

    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样诗意的话，我不会说，但是在读《巨流河》《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这几本个人历史时，完全能够感觉到这句话的存在。通过个人的历史看大历史变化下的沧海桑田，就不再是抽象的种种概念和结论，而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努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忍地活下去，活得更好。每每我遇到人生的艰难时刻，总会想到这几本书，便会生出活下去、活得更好的勇气。

    还有一本就是《论语》，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每次读《论语》，都会让我想到这样的话语。20余年来，读过上百种有关《论语》的注本，开始对《论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把它当成一部人文的百科全书，当成是教育的“宝典”来读，阅读经典，观照现实，读出了许多自己的感受。

    当然，这20年来肯定不止这些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培根在《论读书》中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作为一线教师，我愿意不断读下去，读下去。

    之所以能持续不断读下去，完全在于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和培养的读书兴趣。有一个我亲历的小故事，可以说明兴趣的重要性。一次，参与一个义工活动，我与一个教别人练太极拳的师傅聊天。我问他“练拳很辛苦吧”，他说“不辛苦”。然后他接着纠正我，不是“练拳”，而是“耍拳”，所以不辛苦。我一下子豁然开朗，“练”可能会苦，但“耍”怎么会苦呢？这些年读书，我一直都没有很强的功利思想，更多的是喜欢，是“耍”起来的状态，而这种“耍”正是一种浓厚的兴趣使然。

    没有必读书，只有必须读书

    我常对学生说要多读书，但不能成为两脚书橱，不要成为知识的存储器，而要成为知识的加工器。想成为知识的加工器，就必须学会相应的方式方法。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远比记住一个问题的结论更为重要。

    同样，读书也涉及方法问题。一说到读书，许多人就想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读得又快又好。最初，我也希望找到这样一种高效的读书方法，天真地以为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快刀斩乱麻，无往不利了。然而，随着书读得越来越多，我发现事实并不如此。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确实有许多谈读书方法的文章乃至专著。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读书人只是依靠读这些有关读书方法的文章或者专著就真的会读书了，就成为读书大家了。

    阅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只是听别人说方法和道理远远不够，还要亲自尝试才行，这种尝试不能浅尝辄止，需要深入其中，持之以恒。真正读了许多书后就会发现，自觉不自觉之中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读书方法。这时再去读那些谈读书方法的文章或专著，就不再仅仅是看别人怎么说了，而是把别人说的与自己做的结合起来，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别人的经验，就能获得更大的提升。

    我读书的口味很杂，既读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其他领域的书籍。我一直觉得，一位合格的语文教师不应该只懂得语文教学方面的知识，还应该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要成为一个杂家。但是，书是读不完的，必然要有所选择，我在选择读什么书的时候通常会考虑4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要弄清楚“教育是什么”。我们现在常常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常常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忘了初心是什么，忘了目标是什么。如果询问一位年轻教师的教育初心，或许会比许多老教师清晰得多，有意思得多，反而是一些老教师可能教着教着就忘记了初心，开始不自觉地“育分”而不是育人了。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要阅读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经典书籍，比如洛克的《教育漫话》、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尼尔的《夏山学校》等，正是从“不忘初心”“重拾初心”出发，通过阅读教育经典，再次深入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何为教育？教育何为？

    第二个角度是要弄清楚中国的教育。我们要了解世界教育经典如何阐述教育，但我们毕竟在做中国教育，所以要回到对中国教育的思索上来。我会阅读一些中国的教育书籍，比如，《礼记·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顾明远的《中国教育路在何方》等，阅读这些不同时代的教育书籍，再结合自己的教育思考与实践，就可以更为深入地体会中国教育的问题何在，道路何在。

    第三个角度是教师个人成长与学生成长等具体问题。教育与教学不是空洞的概念，最终要落实到教师，落实到学生，两者要以教与学为纽带结合起来。我会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吴非的《不跪着教书》、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等，这些书的共同点是都不谈宏大理论，而是从具体生动的教育教学实例出发来谈，可以非常具体地知道如何做教师，如何进行教育教学，如何对待学生。我也会阅读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修养》等书，这些书虽然写于八九十年前，但是其中所谈的一些问题，仍然是今天青年要面对的问题，而且观点一点都不过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既有助于自我成长，又有助于更好地引导学生成长。

    第四个角度是教师不仅要掌握自己本学科的知识，还要有更丰富的知识和情感方面的积累。我们不仅要“授业”“解惑”，也要“传道”，而“传道”不是仅读懂一点哲学或人文经典就够了，还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厚的储备。所以，我还会选择其他一些书籍，比如《如何阅读一本书》《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等书，了解和掌握阅读的基本方法，在人文知识方面得到进一步扩展。

    当然，并不是说只读这些书就够了，实际上远远不够。反之，也并不是说不读这些书就不行，实际上不读这些书，读其他书也可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对于教师而言，没有什么所谓的必读书，而是教师必须读书。

    与学生一起沿书梯攀登

    朱熹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从这么多年的读书经验来看，我也一贯反对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的读书方式，一定要用经典观照现实，要切己体察，要亲身实践，才能说是真正在读书。

    在“读”和“思”的基础上，我更看重“行”的问题，如果不能将“读”和“思”落实到“行”，那么这些所谓的“读”和“思”都是空洞的，都是蜻蜓点水。

    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许多理论支撑。同时，教育容易凭感觉、凭经验来做。比如，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定家庭作业是必须的，没有家庭作业，学生就不可能学得更好。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家庭作业的迷思》这本书通过科学实证研究，得出了“家庭作业并非必须”的惊人结论。

    在读过这本书后，经过审慎的考虑，我相信少留作业甚至不留作业是完全可行的。所以，通常在学生初中入学伊始，我就对他们郑重承诺，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做到“三不”，即“不加课，不拖堂，不留硬性作业”。这样大力度的减负，虽然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但是初一初二实行起来尚且有一定的难度，面对初三应考的巨大压力，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也正因为这样的“三不”，初一初二我所教的班级成绩很不理想，初三依然短期内没有太大的改观，因此成为许多人议论的依据，认为我偷懒、不负责任。不过，我一直坚持这样做，把精力更多地用来钻研教材、钻研考试，自己多用力，而不是紧盯学生。事实是，学生在最后的升学考试中，通常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我用实践证明了自己读过的书、学过的理论的价值，而不只是阅读或者思考一下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