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26日，当时的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教务主任，郭秉文任校长，当天的校行政会议主题是聘南开大学教员钟心暄为南京高师教员。会后，陶行知“仔细思量，颇有不安于心”，第二天就写信给校长郭秉文商榷此事。整封信仅302个字，字字铿锵，句句明理，诚恳质朴，对现今教师流动具有几点启示。

    从国家立场看教师流动。陶行知先生在信中诚恳地表述：“吾辈为国家造就人才而办高师，伯苓先生亦为国家造就人才而设南开，同一为国植才，则得于本校而失于南开，故以全国目光观察，此举实属无补。”陶行知虽未直言钟心暄先生应该留在南开，但他的观点非常鲜明。相比于地理位置优越、办学时间较长的南京高师，张伯苓先生初创的南开大学更需要人才，以全局的眼光看，钟心暄更适宜留在南开大学。既然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以满足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进步，因而要以国家的视野、格局和情怀面对人才聘用。人才是否在最合适的位置，人力资源是否能发挥最大效用，一定要从国家的需要作出判断，哪里更适合国家的需要，人才就应该留在哪里。

    尊重教员本人的意愿。100年前，陶行知就提出教师在学校之间流动一定要由教师本人决定，而不是由学校（流动目的地）主动邀约。陶行知将流入方学校的主动邀约称为“发动”，即动员、劝说之意。陶行知在信中强调，“此数校之教员来去，应由自决，而不由一方面学校发动”。虽然陶行知也理解当时南京高师办学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但是对高校发动教员流动、主动去“挖”人才的行为并不赞同。陶行知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对学校单方面主动邀约教师提出了婉转批评。

    学校要自主培植人才。在信中，陶行知表明“增加教员，与其攫取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的观点，强调在本校进行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民国时期，人才特别紧缺，“人才荒”是教育家办学、实现其教育理想的最大拦路虎。无论是在南高师时期，还是陶行知自主创办晓庄乡村试验师范学校时期，陶行知都深知教员的重要性。但陶行知明确了从源头上解决学校教师需求的根本方法，即学校自身要根据需求有计划地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自己成为人才的“蓄水池”。“庙小乾坤大，天高日月长”，陶行知后来提出的“小先生制”“艺友制”等多种方法，都是强调要在学校内部培养教员，以满足学校发展对优秀教员的需求。

    强调校际友谊的重要性。教育家办学既看重私人友谊，也看重学校间的情谊，正如陶行知信中强调的“个人应顾全友谊，机关亦应顾全友谊”。陶行知对“机关友谊”的强调指向了组织伦理，强调学校作为特殊的公共机构有着重要的伦理属性。这些伦理属性要通过学校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行为交往等体现出来。陶行知强调组织交往中的友谊“不容丝毫之损伤”，不能因为教员流动引起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伤害学校之间的友谊。陶行知特别重视学校交往中的伦理道德，为办学赢得了许多社会资本。如创办晓庄师范得到了许多教育界同人的支持，陈鹤琴、赵叔愚等先后到晓庄任教，蔡元培等多次到晓庄参观。

    “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陶行知一生遵循教育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教育工作和教师职业都有着较高的伦理道德属性。教师流动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人才流动，应该有大情怀、大志向。重温百年前的这封信，我们更要学习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