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在本文中，伯兰特·罗素探讨了教育与纪律之间的关系，他辨析了三种教育中儿童自由的观点，认为儿童既不需要绝对放任，也不应该唯唯诺诺。本文主要呈现了罗素赞同自由一面的观点，他认为对权威的服从会损害孩子的创新精神。但在节选片段的后面，他也反思了过分放任儿童自由、完全不干预的问题。（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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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严肃的教育理论，都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则为人生目标方面的构想，一则为研究心理动态机制的一门学问，例如精神变化的规律。看待人生目标时产生分歧的两个人，不可能希望在教育方面看法吻合。教育机器，西方文明从古到今，都受到两种伦理理论的支配。基督教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一旦认真对待，便互不相容了，德国的情形已经彰彰在目。就本人这方面来看，我认为凡是二者出现分歧的地方，基督教比较可取，而凡是二者看法吻合的地方，双方都存在谬误。我要取而代之，作为教育旨趣的内容，可谓文明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根据我的理解，它的定义既有个人一面，也有社会一面。个人而论，文明包括智力和道德两种品质；在智力方面，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普通知识，自身的职业技能，还有根据佐证形成见解的习惯；道德品质来看，是指公允，仁慈，还有些许自持。我应该补充一种既不属于道德，也不属于智力的品质，但是或许属于生理方面：对待生活的热情和喜悦。在社会群体之中，文明要求尊重法律，人与人之间保持公正，各种意图不得涉及对人类种族的任何一部分人造成持久伤害，手段适应目的时要讲究明智。倘若凡此种种成为教育的旨趣，那么心理学这门学问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可以通过哪些举措和作为来实现这些目的，尤为重要的是，何种程度的自由，才有可能证明功效卓著。

    看待教育方面的自由问题，当前存在着三种主要思想流派，问题一则衍生于目的方面的分歧，一则衍生于心理学理论方面的分歧。有那么一些人说，儿童无论可能多么捣蛋，都应该享有彻底的自由；还有一些人则说，儿童无论可能多么懂事，都应该彻底服从权威；另外有人则说，儿童应该享有自由，而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他们应该始终懂事。第三种主张的人超过了名正言顺的程度，因为儿童，和大人一样，如果享有完全的自由，就不会养成十分高尚的品质。自由应该确保道德的完美，这个信念是卢梭主义的遗风余烈，对动物和幼儿研究一番，信念便不攻自破。持有如此信念的人士认为，教育应该不带任何明确意图，可是应该仅仅提供一种适宜自然而然发展的环境。这一派的思想我无法苟同，在我看来，此说流于个人主义，看待知识的重要性时过于漠然。我们生活在需要合作的社会群体之中，期望所有必要的合作，都能产生于自发的冲动，这是乌托邦理想。地域有限而人口众多，如此境况下的生存，只有可能归功于科学和技术；由此可见，教育必须传递最低限度的必需的科学技术。允许最大限度自由的教育家乃是这样的人士，他们的成功依靠一定的善心，自持，训练有素的才智，而凡是听任各种冲动不予约束的情况下，就难以激发出上述品质，因此，他们的方法倘若不能去粗取精，其优点就不可能长久发扬光大。从社会立场来看待的话，教育必须体现某种比较积极的内涵，而非一个单纯利于成长的机会。诚然，教育必须提供这个机会，但是同时必须提供一个精神和道德的资质，而儿童则无法完全自行获得这样的资质。

    赞成教育上较大程度自由的论点，并非脱胎于人的天生善良品质，而是产生于权威的影响效果，效果反映于承受权威和行使权威两个方面的人。屈从权威的人要则变得唯唯诺诺，要么变得忤逆对抗，两种态度各有缺陷之处。

    唯命是从者丧失了首创精神，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是如此；更有甚者，挫败感觉激发出来的怒火，往往在欺负弱者时，发现了发泄的出气口。暴君体制得以长久延续，道理即在于斯：大人吃了老子的苦头，又转嫁给了儿子，他在公立学校忍受的屈辱，耿耿于怀，一朝他身为帝国缔造者，就要传给“国人”。因此，过分注重权威的教育，会把学生变成怯懦的专制者，面对言语或行动方面的创新，他们既无力为之张目，也无力予以宽容。这样的教育给教育者造成的后果更严重：他们往往变成了惯于虐待的执行纪律之辈，乐于激发恐怖心理，仅仅满足于此。因为此类人物代表了知识，故而学生获得的便是对知识的憎恶，在英国的上层社会，这种心理，大家以为属于人性，可是其实属于人们对极权思想的师资理所当然的憎恶。

    叛逆之士，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可能属于必要，但是看待现存的一切时，难以做到持论公允。进而言之，还有诸多叛逆的方式，而其中仅有极小部分属于明智之举。伽利略是叛逆人物，同时保持了明智；相信地球为平面说法之辈，同样属于叛逆者，但是头脑愚蠢。另有一大危险潜藏于一个倾向，即以为对抗权威，从本质来看，值得嘉许，不主故常的见解必然正确：砸烂路灯柱，或者坚称莎士比亚不是诗人，这不能解决什么实际有用的问题。然则这种过度的叛逆精神，往往产生的结果是给充满朝气的学生施加过多的权威。等到叛逆之士成为教育者，他们有时便鼓励学生的藐视态度，同时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又力求创造一个完好的环境，虽然这两个宗旨很难互相兼容。

    实际需要的既非唯唯诺诺，亦非逆忤对抗，而是待人接物和看待新思想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保持一般的友善态度。这些品质一则应该归诸于实质方面的因素，旧式思想的教育者则甚少注意这一方面；而主要原因在于能够摆脱进退狼狈，无力而为的感受，由于至关重要的冲动遭受了挫折，这种感受便由此产生。如果青年成长为与人为善的大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势必他们会感到环境是友善的。这就要求看待儿童的重要欲望时，应该寄予某种同情，而不仅仅作为一个尝试，利用儿童达到某种抽象的目的。而且，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一切尝试而促使学生感觉到，师长教授的内容值得他去认识——至少在这种情况符合实际的前提下。学生一旦乐于合作，学习效果便可事半功倍。凡此种种，都是主张充分自由的有效理由。

    （选自《教育：让人成为人》，杨自伍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