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其教学经历丰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普通大学和最高学府，桃李天下，育才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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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太平山或者石澳海边走走，会常常遇见三五人，其中有一位长者，他目光淡定从容，步履矫健，神态自然安详，眉宇间写满沧桑的同时也不乏书生的温文尔雅。拣一间茶馆，要一壶茶，面对浩渺的大海，他能坐一整天，思绪上下千年，言论纵横万里……

    这一幕温馨的画面背后，是家国千里，满目烟尘。当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国沦于异族之手；未几，南京30万同胞惨遭屠杀；多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胜利，内战硝烟又起。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故国五千年，江山数万里，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皆如黄叶飘零。但是东方明珠香港，在1949年成立的一所小小书院却似一缕香火，点燃了故国文脉。这所书院，便是新亚书院。创始人之一，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位长者钱穆。

    此时的钱穆，从大陆来港未久，承蒙友人之邀，出任先前名为亚洲文商学院后改为新亚书院的院长，陪同他游太平山的则是同为历史学家的余协中教授和他的儿子。

    余教授向来景仰钱穆，他在东北组建大学时，就曾邀请钱穆出任历史教授，并对自己的儿子说：“中国史数一数二的教授钱穆先生要来了。”可惜最后未能成行。直到3年后，在香港，余教授的儿子方才见到钱穆。

    “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这位心都被照亮的年轻人最终成了钱穆的得意门生，也成为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后来，他也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代宗师，这个人叫余英时。

    新亚书院经费捉襟见肘，钱穆惨淡经营。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新亚书院一间空教室的地上。余英时去看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回来时，钱穆仍然躺在教室的地上——钱穆的心中，皆是祖国的文化与历史。

    除了创办新亚书院，钱穆的教育经历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教书的一生。

    自18岁开始在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转私立鸿模学校，入县立高等小学任校长，站到国立师范国文课的讲台上，转任省立苏州中学国文课的主任教席，终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兼职清华大学，出任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他一生都在讲国故，一生都在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香火。

    钱穆的教学，纯粹出于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抗战期间在昆明讲通史课，新课开讲前照例有开场白。他说：祖国历史有独特之处，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它的可敬可爱。读史治史，应该采取正确态度，不应当以古非今，也不宜厚今薄古，不可崇洋，也不可自大——尤其要对本国历史有“温情与敬意”——这正是他一生学术与教育的生动写照。

    这门通史课，钱先生不曾缺过一堂。有一次因故迟到20分钟，学生无一人离开，静坐教室等候。哪怕先生迟到了，哪怕先生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的乡音，把“王荆公”说成“王今翁”，都没有动摇学生学习本国历史的信念。

    终于，钱穆满脸通红、大汗淋漓地走进了教室——但因为听讲学生过多，他从人缝中穿插，甚至踩着课桌登上讲台。这门通史课的讲义，后来结集成书，便是《国史大纲》。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史大纲》中，钱穆列出读此书需要有几种信念，第二种就是“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数十年前的声音，依旧在耳畔，数十年前的文字，依旧活在一代又一代学子心中。

    讲述这门课时，正国难当头。难怪钱穆在课上说，他研究历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就是要探究我们国家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最后，钱穆对友人施之勉说过这样的话：从魏晋隋唐佛学之盛而终有宋明理学之兴看来，我对中国文化将来必有昌明之日是深信不疑的。

    历史学家的洞见，穿透了时空——这个多灾多难又屹立不倒的民族，正如钱穆所说的那样，一天一天走向昌明。可惜他看不到了。

    1967年，古稀有余的钱穆离港赴台，居台二十三载，除了著述之外，继续以高龄传道授业，点燃文化薪火。1990年8月，于平静安详中与世长辞。

    未学斋中的文化之香永不散，台湾的素书楼早已不在了，但那轮明月在这个秋季分外明朗。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