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陪伴一个人生命长河的书籍，既是其个体生命经验的投射，也是其心理成长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庸扰的生活中山一程水一程不知疲倦地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从混沌、污浊的泥沙中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皆是因为书籍的陪伴与关怀。

    在读书的观念上，我十分认同“新读书主义”的方法论即摆脱消极的“苦读”，而是从现实出发寻觅到读书开卷的新“欢乐”。无论何时何地，身为何种职业，都无须为各种无奈的应付而读书，甚至摒弃一切强迫性读书的因由，增加自我的宽广认知，让自身为获得对未知把控的真实而投入读书的怀抱。回眸而立之年，匆匆数载光阴。于我而言，读书的快乐渐次呈现，我也已经决定：用一座书房抵抗离乱的现实困扰。

    读书：给你一盏照亮乡土的灯

    我近些年的读书生活，大多是专业意义上的奔袭。大多数影视人类学家既是乡野中的过客，为学术而走进田野，但同时又是生活中的学者，将民间影像带入庙堂观阅。《在野与守望：影视人类学行思录》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靖江的一本作品集。这本书是作者对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次梳理与回眸，更是倾注了其对影视人类学筚路蓝缕曲折发展的注目与观照。从“论之有道”“行之有方”到“追思有德”“光映其野”，他在一种多元比较的思维中，让读者了解影视民族志的意义与内涵，并加以通晓影视、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路在何方。与其说这本书是一本学术经典的合集，倒不如说是作者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颇具传奇性且用脚板踩在鹅卵石铺就的民间乡野地带。所谓在乡野之地获得永恒的乡土精神世界，实际上则代表了影视人类学家对乡土的一种审视与思考。贾樟柯的汾阳、余华的海盐、梁鸿的梁庄皆是如此，这种光着脚贴地行走，又可以嗅到乡间小路泥土芬芳的自然质感，让我回到了离乡与近乡的想象交织中。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在还乡”，而在与朱靖江老师的交集中，我也从其多元的人生阅历中获得了一种疼痛想象与心灵安放皆有的审美体验。不仅是因为他从北京大学法律系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传奇经历，更在于他从纪录片导演又回到课堂攻读人类学博士的笃定与坚韧。正是朱靖江老师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自身从文学到艺术学再到哲学的学科转换，这像是一种在他者经验中获得自身情感的生活方式，《在野与守望：影视人类学行思录》的确让我重新获得了在生活中阅读的真实情感。

    无论是在野还是守望，本质上我们都要面临“还乡”的情感变迁。这也是我这些年思考最多的话题。大多数作家都会用细腻的笔触书写“我乡”，他们将内心有关故乡的回忆细细捡拾，并在一份岁月年轮的沧桑流变中将其化为笔下曼妙的文字。作家阿来如此，学者王尧也是如此。张学昕、梁海两位教授将自身对阿来的跟踪式考察汇集成了《阿来论》一书。我拿到这本书时也将记忆缓缓拉回到作家关于乡土的认知。想来，我也刚好是少年离乡，一路负笈异乡生活，虽说欢聚常在，但总归在一次次颠沛中对故乡产生别样的情愫。在《阿来论》中，我们看到了两位教授对于作家阿来真实生活的记录以及由此将藏地文学带往远方的缘由。

    当然，正是因为我们具有了乡土情结的真切表达，才使得一个个“近乡与离乡”的诗人、作家将记忆中美好与善良、真情与忧伤、不羁与慰藉的生活图景汇集于书本。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是充满生命力的，它们往往在不经意间，通过错落有序的排列，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情感逐渐抽离，而后与《民谣》产生共情。我在《民谣》一书的阅读中，真切感受到一位著名学者学术以外的一份宁静与恬淡，这份情感如此真实，以至于让我暂时忘却其学者的身份。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他笔下的《民谣》是一份情真意切的水乡记忆，也是其在宏大时代背景下对自我心路历程的审视。不经意间，让我在文字的阅读中想起卡夫卡的布拉格，木心的乌镇，还有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秭归。作为他乡游子，心中那份与故乡再一次相见的情感，让我找到了答案：那便是由来时到去处，再回到故乡的双向路径。

    读书：给你一扇读懂自己的门

    我的博士专业是哲学，但我觉得自己对学业的认知似乎不怎么“哲学”，反而生活得很哲学化。早些年，我确实是缺乏哲学家思辨的精神，但当我真正进入哲学与生活联结的中间地带时，我才恍然大悟：哲学确实赋予了我美好的生活。当然，我所理解的“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从自身人性渊薮的混乱中获得自我认知的体验。

    在专业的学习中，除了对影视美学方向的思考外，我还在师友的督促下涉猎了大量中西哲学、伦理学以及科哲书目。这些书让我获得了更为深刻、通达的理论与现实认知，逐渐养成了逻辑思考的习惯。

    《技术哲学讲演录》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的一本讲演集。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哲学形而上的主观认知并带我步入了技术哲学的大门。文章讲述的技术发展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就像是一个老友向你侃侃而谈：无论是哪种技术倾向，技术中性论、技术乐观与悲观主义等都无法给生活一个具体的答案。尽管此书是一本高校演讲汇编，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管窥一位技术哲学家对于当下技术的审视，既要将技术回归到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本身，也要注意技术对人性造成异化的可能。由此，我们才会找到数字资本与技术形成的困境与进路。

    当然，哲学是多样化的，伴随着我们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理解而不同。科技哲学将哲学注入了技术实用性的现实需求，而在哲学家陈嘉映的《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我读懂了伦理学家对于现实生活中伦理问题的认知。“何为良好生活”本就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解读自身对于生活的认识。但面对如何让自己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倒是极具有困惑并值得反复商榷的内容。陈嘉映将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性与生活化的批判反思。他在文中写道：“古人说：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吗？我不敢引用狄更斯的那句名言，说什么我们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只敢说，不管好坏，你生存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当我数次陷入生活的困顿时，这些文字仿佛像指明灯一样告诉我，如何将自身安放在现实的凋敝之中。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项飙与吴琦两代学人的对话汇集成了《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历时3年。在由东到西的访谈跋涉过程中，为我们重建了对话的精神。我所感佩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北大青年的焦虑到对边缘中心的探讨与年轻人之丧的阐述，书中以一种自身成长谱系化的方式，让读者见证了两位学人的生活经历与精神家园。“理解的学问”“乡绅作为方法”，这些关键议题既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一次回应，也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求索问道。我在书中看到了无数个现在焦虑或者未来困惑的问题，但同时回到日常中，似乎又获得了答案本身。这种方法论的预设让我们获得了“共同理想”，也让我寻回了年少秉持的初衷，那些仗剑倚马的岁月都不再是空洞的怀想，而是一次艰难跋涉的抵达。

    读书：给你一道映射现实的光

    童年岁月的美好时光，大都是身边诸多“教师”身份的人建立起来的。我的二叔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他经常在无意之中带给我许多有关北京印象、文化脉络的记忆认知。在这样一种关怀备至的环境中，让我很早就对“教师”这个职业身份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我总觉得有一天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站在三尺讲台，诉说春秋佳话、传道授业解惑是一种多么好的生命体验。而真正让我在现今的教育事业中获得答案的，则是这些教育学者的书籍。

    最早读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让我体会到一位教育专家之于“教育”的意义：“爱”是教育的根基。教育并非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宣教，而是由内而外爱的真情传递。原本只是随手在图书馆翻阅，未曾想却让我看到了李镇西笔下有关其教师生涯的真实手记。甚至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旧记得书中的文字告诉我的一个道理：如何做一位真正充满爱的而不是“合格”或让自己面子上过得去的教师。李镇西的文字是有温度且充满良知的，这对当下颇受怀疑与指责的教育现状形成了一种自省性的关怀。能遇到李镇西这样的老师，是学生一辈子的幸运。在我求学过往中，也遇到了许多给予我思想引领、精神支撑、生活关爱的老师，是他们用一束光照亮我人生跋涉的路途。

    读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是因为我对大学教育之现状产生了诸多质疑。这本书详尽阐述了学术的精神、大学教育的意义等内容，而我所怀疑的地方却正好在于“如何教会学生真正领会大学的价值与精神”。当然，清华大学已经有一部讲述青春理想的纪录片《大学》，我们再反观电影《无问西东》，回到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当下，重新定义和思考大学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们以何种姿态展开对自我和周遭世界的追问。

    面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困惑，我在李瑾的《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中找到了比较教育视野中的解释。作为华人教育学家，李瑾以她中西比较的理念完成了东西教育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不仅有对儒学和欧美文化的进入路径思考，又表现了学习认知层面与道德层面的差异性。在文化加速主义盛行的当下，结合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否加强或削弱，更有必要在文化与教育的关联中获得理论渊源与现实的思考。进而在阅读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一书中，方才发现我们对文化与记忆的一种态度，记忆介入我们的生活，人们未必永远铭记而是选择性地遗忘。这部用四十载书写完成的《文化失忆》，实际上就是试图以一本书来抵抗庸乱尘世中的文化失忆，以此构建文化的诗意现实来获得教育本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