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上的学术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相关内容，经媒体以“农村兴起择校热陪读热，80后90后父母拒绝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题摘转后引发关注。原作者基于在局部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感知和捕捉到了当地农村社会正在兴起的择校热与陪读热现象，并用学术概念将其定义为“农村教育竞争”问题，进而采用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责任伦理等概念分析阐述其内在逻辑。文章中一个重要的点落在了新生代家长对教育参与的时代性转变。

    作为一项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的专业性社会学研究，可以基于事实进行适当主观性阐发。然而，一旦所讨论的问题及相应的主张被置放到社会公共话语环境当中，因边界和受众的改变，就会出现理解上的泛化和偏颇，甚至引起认识的混乱。也就是说，对于“农村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择校热与陪读热”这一表述，理解和讨论必须限定于特定的语境和范围，不能直接作为结论被一般化地展开。

    回到问题本身，围绕教育竞争的各种研究也好分析也罢，其核心就在于学校教育的家庭参与，或者说儿童青少年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家长介入。那么，无论历史地看、现实地看，还是国际比较地看，这都不是一个新问题，所以“孟母三迁”等各种历史典故和真实事例不胜枚举。而之所以在新近的一个历史时期，表现为择校、报班、补习、陪读等社会感受性变化，是由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升学考试压力传导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的。在家庭参与的角度上，可以归结为宏观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微观意义上的个体预期与行为选择两个层面。

    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当中，受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规模体系庞大的教育事业，其发展和所需资源的配置具有城市更有优势的特点。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容易伴随农村教育发展滞后和资源短缺。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得到了补偿性的大发展。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义务教育实现了县域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跨越，高中阶段教育特色多样发展并且开启了县中振兴计划的实施。再加上乡村教育“两类学校”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持续深入，以及“互联网+教育”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持续开展，县域范围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村社会竞争性择校热全面兴起的可能。

    在局部的农村，部分家庭的择校与陪读现象必然会存在，但属于家校共育的范畴，是基于家庭预期权衡的行为选择。当然，这也并非一个新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在历次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一些地区就存在过因客观条件制约，部分家长采取择校和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等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然而，现象之下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农村家长教育参与意识的整体觉醒，另一方面也因为家庭经济能力的普遍提高。

    当然，受环境氛围的影响，会存在部分乃至一定数量青年父母不计成本地参与学生教育的非理性行为。如果说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和防范形成新的“剧场效应”，那么一个突破口就在于全面提升家长的教育参与能力，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开展教育基本知识的群众性普及。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导和以专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为主体，通过充分利用社区及其他相关资源和手段，系统性增强包括农村青年家长在内的新生代父母的教育基本理论常识和技能，从而减少家长在子女学校教育参与中的盲目和冲动行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