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名儒名将兼名士”的于右任，一生始终不忘国民教育，为我国教育事业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他以坚忍不拔的决心、以不同寻常人所能想象的毅力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孙中山曾赞扬他“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说于右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确实当之无愧。

  在于右任看来，教育固然是国之命脉，但若误用，则可能成为国之祸根。因此，教育普及与否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普及什么样的教育却是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量，于右任曾离开震旦大学，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学校制定的“崇尚科学”“不谈教理”的原则，自然受到于右任的推崇。因为，在于右任的眼里，教育的精神与本质是根本的方向性问题，教育的取向制约着教育的其他方面。

  或是一所学校的创办远远无法满足于右任的办学热情所致，在复旦公学建立不到3年的时间，于右任又为解决留日归国学生的教育问题，与同学一道创办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的组织是一种民主国的政体”，校内组织多含有试行民主政治之意，革命气氛由此浓厚起来，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都献身于黄花岗起义、安庆起义等革命事业。

  在中国公学成立3年后，因迁址而与复旦公学咫尺比邻。于右任说：“两校同人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复以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师生切蘼，关系益切。”他鼓励学生牢记马相伯先生的教诲：“不读书不足以救国，不研究深邃科学，更不足以救当前之中国”。于右任主张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广泛学习科学知识，培养深厚的文化素养，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还要知行合一，发展个体服务社会与国家的各种能力。

  在此期间，因辛亥军兴，复旦公学校舍被占领，经费没有着落，学生人心涣散，学校名存实亡。于右任忧心如焚，便邀请40余位校友联名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使复旦公学得以复校。他还多方奔走，建议复旦公学租赁房屋，挂牌招生，争取社会的同情。最终，离散近一年的复旦公学师生在徐家汇李公祠重聚。可以说，复旦公学此次复校，于右任功不可没。

  有人这样评价：于右任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了哪里。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就学问题，于右任和邵力子等还共同创办了上海大学，并出任校长。他将上海大学定位为“不是一个死读书本的学校，而是一个与革命密切结合的新型的社会学校”。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下，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等都在上海大学工作过。熟悉于右任的人都知道，由他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还有“陕西黄埔”之称的中山军事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其办农业教育的事迹，被媒体评价为“兴学兴农，功在千秋”的伟业。

  这位陕西籍贯的西北汉子，在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后驻节三原。回到了出生地。应父老乡亲的邀请，于右任出资支持西关小学的创建。后来为了响应民主革命，于右任将西关小学改名为“民治小学”。在于右任看来，教育的目的既要具有现实性，又要富有前瞻性，特别是儿童所受的启蒙教育、所学的基础知识，要能够保证他们今后有效地运用到社会和生活中。因此，如果只是把眼前的所需教给学生，而不考虑他们今后的发展，则是“妄想支配二十年以后的新生活”。他还为民治小学特聘了校长。从此，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波澜壮阔的人生岁月里，除去上述学校，于右任创建的学校还有渭北中学、渭北师范（后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原中学等多所学校。他一身将报国之志系于教育，并在故乡设立了“右任奖学金”，并经过运作，让地方政府为辍学女生成立了省立第三中学女子初中班。

  于右任一生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1949年，于右任被迫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而结发妻子与儿女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他在台湾独居的15年，非常渴望落叶归根，但未能如愿。他所作的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诗词《望大陆》，饱含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就是这首诗词，曾经被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所引用，并无限深情地说：“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这位在人生最后十多年里一直渴望埋骨故乡的人，却死在了遥远的他乡；这位关中平原的儿子，却葬在了草木疯长的热带丛林。但他创办的多所学校，都以不同方式纪念着这位办学报国的老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所）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谐音“右任”为名，晚年自号“太平老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中创办了多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