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变革很大程度是随着技术变革而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形态。教育内部的教学形态和内容传输，课堂结构与课程组织形式也在相应层面发生着变化。其中，对大众媒介而言，电影因其广泛的受众群和接受度而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引入课程教学之中。从当前的学科现状来看，人文类学科（如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相对于理工类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更易借助电影艺术进行知识迁移和课程拓展，并充分利用其有效的视觉传达功能延展课堂边界，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教育教学。无论其对象是学生还是一线教师，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无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可能性和自觉性。也因为其交叉性的多重关联，成为青少年和教师群体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最重要的实践领域和传播载体。

    徐明老师的这本《光影启迪教育——给教师的29堂电影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多年来电影作为媒介方式影响教育教学的具体例证之一。作者从教育的基本原理出发，将影像意义上的教育经验和思考所得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教育观察，并作为自身反思教育工作的“镜像折射”，为其日后的教育工作提供更多可参考的教育样本和“影像警示”。不仅让自己从影像中领略了诸多涤荡心灵的感人瞬间，而且还使自己的思考议题从“单向度的教育”跨入了“多元共生”的交叉领域。

    本书以上、中、下编为章节体例，条分缕析地就不同主题和不同的教育观念展开思想博弈。尽管徐明老师笔下的电影艺术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教育现象的价值载体和阐释工具，但就学理层面而言，电影本体偶会丧失其视听语言的审美性意义，且更多地被诉诸一种文本分析的对象，作为一种拆解教育现象及其背后因果逻辑的影像机制而存在。这是笔者在阅读此书时的最大感受。作者将电影艺术从学科交叉的模糊视域和繁杂概念中抽离出来，并从一线教育研究者的经验范畴中找到了一种价值锚定的可能，使得教育进入人们的心灵、进而达成精神共振，更多了一种“影像模式”。在这种“影像模式”中，广大教师得以照见日常教育生活中的自己，以此发现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据笔者所知，从夏昆的《教室里的电影院》开始，就不断有一线教师利用自己的观影爱好展开一系列关联性的教育研究工作，到近期王晓琳老师主编的系列“生命中的电影课”教程，再到徐明老师的这本《光影启迪教育》，以上诸多的出版现象说明“电影课”在中小学领域已悄然兴起，成为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研究的一个全新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一批高校学者对中小学电影教育展开了系列有趣的研究，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团队主编的《给孩子的电影课》、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团队主编的《青少年影视德育通识教程》等，从影视知识普及、课程建设、学理认知等不同层面就中小学影视教育展开力所能及的研究。

    近期教育部颁布相关文件明确表示中小学未来要开设戏剧、影视、美术、舞蹈等相关艺术类课程，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下教师应该切实也有必要加强自身的影视素养。“万物皆媒”的时代，教育作为一种“媒介的知识存储形态”被知识生产者和接受者共同悦纳。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不仅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本，同时也为一线教师思考教育与电影的关系，思考媒介变革与教学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系。

    电影随着技术的发生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和常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确切知道其诞生日的大众艺术，电影毋庸置疑地拥有了记录并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能力，诚如戴锦华教授所言：“影片的文本结构被视作社会议题的症候现象，对电影、电影机制、观影心理、社会接受的分析，同时成为社会批判与介入的路径。”教育作为社会症候，天然处于媒体热议的范畴，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家庭教育热播剧如《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等成为舆论的风口，而诸如《寻梦环游记》《哪吒之魔童降世》《奇迹·笨小孩》《雄狮少年》等影片更是成为教育工作者进行诸如“生命教育”“奋斗教育”“逆境教育”的重要例证，这些无不证明了影像文本与教育内在机制的一致性。

    不可否认，影像机制的确立让影视媒介在当前教育变革的大潮中同样成为很多教育工作者甚至是教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对象。但不得不说的是，很多基础教育工作者仅仅只是充当了一次“影像文本”的传声筒而已，尤其是在“影像文本”与“纸质文本”的符码转换过程中，未能呈现出教育导向的明确性和媒介素养的审美性，而只是陷在个人兴趣驱动的迷雾中难以自拔。就电影文本而阐释电影文本的现象是当前普遍性的问题，很多教师很难从具体的电影文本出发辐射或观照当前教育理论的最新前沿，也很难从影像程式中获得某种观照教育实践的能力。问题导向不明、课程意识不彰是当前“电影课”开发和研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电影媒介的引入并不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娱乐的工具”，抑或仅仅是因其强烈的视听打击能够给年轻的学生们以一种超越纸质文本阅读的愉悦而存在。徐明老师的“电影课”写作可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拥有相对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相对确切的写作对象，最重要的是并非简单地将电影作为教育现象呈现的影像媒介，而是经由媒介反思当前的“教育”。因此，电影作为教育内容的媒介载体毋庸置疑地获得了一种阐释的正当性，同时也必然获得教育观照的意义感。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