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年），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1911年9月，清政府解除党禁之后，流亡日本长达14年的梁启超，终于得以归国。梁启超站在船舱，看着海天微茫，国事、家事纷纷涌上心头，他按捺不住自己奔涌的思绪，提笔给长女梁思顺写信。从此，家书成为梁启超实现家庭教育、凝聚亲情的重要载体。

  在家书中，梁启超将他的儿女们称作“我的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大孩子小孩子们”等。梁启超毫不讳言：“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全部家书以给长女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据《双涛阁日记》记载，梁启超曾为梁思顺讲解《说文解字叙》，批改日记作文，课读《左氏传》《后汉书》。思顺在乃父的影响下，酷嗜诗词，编有《艺蘅馆词选》。梁启超在家中还讲授学术流别，即“前清一代学术”，实为《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尽管梁启超感慨自己的讲学颇有对牛弹琴之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讲学在孩子们的心灵中，多多少少撒下了学术的种子。这些种子遇到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就会生长出来。

  1927年，梁启超聘请自己的学生——清华国学院毕业生谢国桢为孩子讲授国文，从《论语》《左传》至《古文观止》；又请南开中学教员给孩子们补习英文和算学。谢国桢回忆道：“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这样的家庭氛围，其乐融融。

  梁启超不仅督促子女求学，亲力讲授，延聘家教，更重学习方法的传授。他致信长子梁思成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悠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使用。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而实有诸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梁启超提出：“读史的方式，可以说有两种：一种是鸟瞰式，一种是解剖式。”前者讲功夫，后者言视野。猛火熬，非刻苦勤奋不能得，慢火炖，非悠游涵饮不能至；鸟瞰，非宏观不能得，解剖，非微观不能至。再加以会通，学问自然上身。

  除了注重孩子们的中学根底，梁启超还看重西学，希望做到中西汇通。梁启超竭尽所能，送孩子们去海外留学或工作，这缘于个人的经历。梁启超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了解西方的长处与短处。他的几个孩子都有丰富的留学经历，而且在美国留学的居多。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我很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如果毕业后能前往欧洲入研究院，是最好不过的。梁思成毕业后，梁启超又专门安排儿子与林徽因游历欧洲，考察建筑，希望他们开出一种“并综中西”的宗派。梁启超建议孩子们出美入欧，为学广博，开阔眼界。他还要求次女梁思庄：“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学只是一个方面，人格培养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种人格培养，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梁启超崇拜墨子人格，以天下为己任，自号“任公”，信奉“有一天做一天”主义，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得做且做。变法，护国，论政，办报，著书，讲学，演讲，课子，无不亲力亲为，以至于朋友张君劢扬言要开“梁先生保命会”，禁止他给学生演讲，说他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他告诫儿女：“要之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更无所逃避矣。”“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就是儿女们的人生坐标，效仿的榜样。

  梁启超希望子女能继承自己的责任感与忧患感，保持寒素家风而不坠。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积极参与讨袁斗争，离沪赴港，经越南偷渡入广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独立。在给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拟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受汝等以自立之道也。”“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这种观念贯穿了梁氏一生，他反复劝告孩子：“一个人物质的享用，只要维持生命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梁思成从美国毕业，梁启超给儿子同时联系了两所大学任职，一为清华大学，一为东北大学。按常理，一般父亲都会为儿子选择清华大学，梁启超却动员儿子去东北大学，说：“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清华园强多了……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他盼望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时，用国外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人格和名誉”。

  梁启超尊重儿女的兴趣，建议梁思庄学习在中国尚属空白领域的现代生物学，思庄却不喜欢，他于是致信女儿：“庄庄，听你的哥姐们说你不喜欢生物学，既如此，为何不早与我说？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不必拘泥爹爹的话。”梁思庄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梁启超冀望孩子们有健康的心态。他说：“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终须向此方面助我耳。”懒惰与巧滑，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梁启超一生服膺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梁启超向孩子们敞开心扉，孩子们也向他敞开心扉。梁启超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深沉父爱，撰写15万字家书，开创一种与孩子交流的完美模式。梁启超的9个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传奇。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