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有些人会想到一连串的“戏说”，也有些人会感觉枯燥乏味。而在文化学者蒙曼眼中，历史是严谨而理性的，同时又充满无限可能，饱含血肉与情感。通过历史，可以看到怎样的壮阔与幽微？让我们与蒙曼一起，推开这扇历史的大门。

  最近几年，蒙曼“火”了。从“百家讲坛”到“中国谜语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蒙曼将看来枯燥的典故和知识，平易近人地娓娓道来，一时间电视上大有“流水的大会，铁打的蒙曼”之戏语。

  前不久，我去山西参加一个名为“对联中国”的活动，蒙曼依然是点评嘉宾。近距离接触，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蒙曼的学养和口才。当选手用“玉尺量才”对仗“金龟换酒”时，蒙曼立刻点出，这两个成语都是与李白相关的典故，一个出自“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一个出自“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当选手即兴写联，中间写到“傀儡”时，蒙曼拈出唐明皇的那首《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这真是一种沉积与睿智。

  蒙曼虽然“火”，但看上去，她似乎并不像“名人”。每每与蒙曼交谈，都感觉不到她任何架子，而是亲切得如一个久识的朋友般。我去蒙曼家采访，刚坐下，她端上一盘水果，笑着说，“我吃不了，你帮着分担一些”，接着又说，“你随便问，我们多聊一会儿”。

  古人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我看来，淡泊与宁静这两个词形容蒙曼最为合适——虽然妙语连珠，但蒙曼有一种沉稳的气质，她是真正能沉下心来做学问、做研究的人；而于名与利，蒙曼更是近乎无欲无求，无论成名与否，她的生活心态始终未有改变，而读书、教书、著书也始终是她的生活常态。

  蒙曼说：“我是一名教师，当我的学生走出校园，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时，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事。”在纷繁扰攘的尘世中，守住心底的纯净与真诚，这便是“谦谦君子”之谓吧。腹有诗书气自华，大抵如此——

  司马文章类故知，

  岂唯隋帝语能奇。

  梅花香补班家史，

  柳絮春吟谢女诗。

  晓梦几回沉月夕，

  幽怀一例寄云湄。

  遥望灯火斑斓处，

  点检芸编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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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师报：作为《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您在央视上讲武则天、讲隋炀帝，将这段历史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激发了许多人研究历史的兴趣。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究竟是学什么？

  蒙曼：我觉得学历史最主要的目的是认识人，了解人在各种情况下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古人说，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历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个人经验放大。一个人的阅历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够吸收历史的经验，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了解人更幽微的思想。

  历史要求真，让人永远走在求真的道路上。同时，历史又允许人不断进行延伸和阐释。对于学习历史而言，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进入角度。历史没有定论，某个王朝何年建立、何年衰亡，这不是历史，而是事实；这个王朝何以建立、何以衰亡，这才是历史，这些问题是没有绝对定论的。

  中国教师报：也就是说，您认为历史在理性的基础上，还需要感性思维？

  蒙曼：是的。历史是理性的，我们要通过学习历史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就是求真，是一种理性思维。历史同时也是感性的，历史与许多学科有关联，但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文史不分、左图右史，是历史与文学、地理的关联。这就说明，在我们的情怀里，历史是人文学科，与各种人文学科的渊源也更深。

  历史本身带着当年那些历史参与者的心情和选择，当我们研究历史时，又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将自己的眼界与价值观带入。就算刻意抽离自身，一个人也一定会带着时代的情感。比如，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行文中就大量地流露自己的国仇家恨。其实，历史必须是一家之言，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家之言。有情境、有情感的历史，才会让人有更想读下去的欲望。

  中国教师报：但是看现在的许多历史书籍，似乎缺少您说的这种情感注入，也没有古代中国史书中那些精彩的发挥和演绎？

  蒙曼：因为历史一直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摇摆。欧洲理性主义发展起来后，许多人认为历史必须导出严格的因果律，还需要像科学一样的表达方式。后来，历史研究不仅是政治史、事件史，拓展到更大的范围。更多学科介入历史研究之后，历史的人文性就降低了。现在许多历史文章更像科学报告，出现了大量图表、数据、抛物线，缺乏可读性。

  在我看来，历史毕竟是人文学科，如果走上纯科学的道路，就意味着历史越来越难以转化为常识。如果人文学科不能成为社会常识，它的学科影响、发展空间都会受到限制，在提高人文素养方面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

  中国教师报：现在有许多人对历史感兴趣，但兴趣点却是各种“戏说”或者各类粗浅的书籍，您认为应该怎样学习历史？

  蒙曼：进入历史学习可以从兴趣出发，从浅显的读物出发，从各种角度都可以。但是，如果想深入学习历史，还需要大量阅读古人的作品，不然只能“嚼别人嚼过的东西”。

  对于中国古代史，我认为应该尽量读古人原著。以《史记》和《资治通鉴》为例，司马迁的文字雄深雅健，是一个汉代名士的形象，司马光则是非常理性的宋代儒生，他的文字也是典丽雅正的正史笔法。如果不读原文，就无法体会这两种不同的文风、不同的人格。

  此外，学历史不妨与图片、实物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可以从博物馆的藏品中看历史，这其中有一些具象的东西，有一些幽微的东西。单纯靠读书研究历史，是没有血肉、没有实境、没有情感的，即使了解了一些名词，也无法真正知道它的深层含义。

  中国教师报：刚才您谈到，读史要回归原点，研究中国史尽量读古人的原著，那么对于写史而言，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蒙曼：如果写史，我觉得一定要用白话写。现在的人很难写出典丽雅正的文言文，这是能力方面；另一方面，新事物、新思想大量涌现，这些都很难用文言表达。清朝时，严复翻译西方思想用的是文言，但他进行了大量剪裁，其实最后抛弃的是“信”，成全的是“雅”。

  但是，我们写史的时候，一定要吸收文言文中隽秀雅致的风格。很短的一篇文言文可以容纳许多思想，还有留白的空间。现在的人写文章的大问题就是啰唆，缺少中国传统审美中的“留白感”。我们读《史记》，会觉得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的想象空间，这就是留白。现在看历史书，还有多少东西能在读者的脑海中生成？

  当然，写史应该百花齐放。既可以以严谨的方式写，也可以以非常文艺的方式表达，写史不应该有范本。

  中国教师报：您曾经说自己是一名教师，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那么站在教师的角度，您能给历史学科的教育教学一些建议吗？

  蒙曼：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学非常关键，这是培养学生兴趣、帮助学生打基础的重要时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历史教学过早地介入了专题研究，却忽视了基本的历史素养。

  我个人认为，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应该让学生明确一个鲜明的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以中国史为例，空间线索要研究每一个时代的核心区、边界线、影响力，时间线索则是明确每一个断代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中小学教育不必追求太深，许多专题学生并不能理解。但是，明确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是必需的，这是构造历史学习的一张网。我们讲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一定要附着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才有意义，也才能让学生理解得更深入。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著名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