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两篇有关张謇的文章，不由得想起了柏格理。这两位，一个是清末状元，一个是清末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尽管处于同一个大时代，却没有什么交集，但与这两人有关的两个小细节几乎一样：

  有人在当时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发现许多中国有名的城市没有标出来，但是能找到“唐家闸”这个张謇老家南通的小地名；

  当时从国外寄往中国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寄到柏格理所在的贵州省威宁县的偏远山村石门坎。

  胡适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张謇：张季直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謇提出“父实业，而母教育”，独立开辟了数十条道路，养活了数百万人，造福一方。同时，在教育上也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张謇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要论他对教育的贡献，张謇丝毫不亚于当时以降所出现的任何一位中国教育家，他对中国教育的开创之功很难有人能超越。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官员追求政绩，觉得办大学好，但是张謇主张应该先办师范、小学和中学，并于190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等师范院校：通州民立师范学校。

  张謇的故乡南通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个值得记住的地方。张謇在南通的自治成绩，至今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到上世纪20年代，张謇基本实现了将南通办成一个中国教育示范圈的梦想。从师范、幼稚园、小学、中学和专门学堂到大学甚至厂办校都有。民国初年，南通成为中国著名的模范县，义务教育普及率达21%，领先全国10年。

  张謇一生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他不仅在南通一个县办出了那么多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后来的复旦大学、扬州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东华大学、扬州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创办、发展，都深受张謇之恩。

  有学者这样评价石门坎：精神、教育、信仰可以改变社会的标本。也有人曾用“残山剩水”来形容石门坎，贵州的威宁是个偏远贫困落后的穷地方，石门坎又是威宁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山村。

  这个当时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却因为柏格理的到来而得到了改变。1905年，柏格理来到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学校，开男女学生同校先河，学校除开设文艺、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种活动；他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修建起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办起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在上世纪前半期，石门坎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农耕技术推广中心、苗族文化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这里成为当时“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中国现代教育水平最高的地方，出过3个博士，培养出20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当地有的老年人现在还会说流利的英语。

  今天，有许多人专门去石门坎重走柏格理小道，也有许多人去南通寻找张謇的遗泽。这两位先贤身处一个并不光明的年代，却能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带来一个地方教育的巨变和文明的形成。

  不少教育局长、校长感叹做事难：搞素质教育没有社会氛围、改善办学条件缺经费、提高质量师资跟不上、人财物的大权不在学校和教育部门手里等等，听起来难处很多。比比当年的张謇和柏格理，他们条件更艰苦、做事更困难。他们的经历足以说明：真想干事、愿意干事、极力干事、坚持干事，一定能有所作为。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教育现代化，正是需要更多的人坚持去做——建设出一个个“模范县”、“教育高地”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