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龙小学，是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一所新建校。两年前刚开办时，仅有7位教师和一年级的100多个学生。

  “仅靠这7个人，许多教育活动难以保障。”该校校长陆常波说。学校蓝图很美好，但没有人手，一切都是空想。

  “穷”则思变，在区教育局支持下，瑞龙小学成立了铜陵市首个家庭教育委员会，开门办学，让家长参与学校事务。就这样，学校多了30多位“同盟军”。教学竞赛评选、选修课开设、餐饮管理、文体活动组织……这些活动都是家长“唱主角”，家校互动让教育变得其乐融融。

  像瑞龙小学一样，如今在铜官区，学校重大事项都有家长、社会人士和教师参与的身影，校务监督委员会、家委会、教代会等已成为学校的“标配”。

  而这只是铜官区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剪影。近两年，通过校长职级制改革、制定“权力清单”、实行“阳光分班”等创新举措，铜官区以打造“阳光童道”为理想，完善教育治理，激发每一个教育人的活力，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教育的阳光。

  摘掉“官帽”，校长没了级别有了职级

  2014年6月30日，铜官区教育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这天，区教育局召集全区19所小学校长、4所公办幼儿园园长开会，宣布启动学校取消行政级别、校长申报新的职级工作，并一股脑儿发布了7项改革配套文件。

  会议风平浪静，但在外人看来却是“惊心动魄”。这天，该区69位校级干部告别正科、副科行政级别，等待他们去争取的是四级九档的校长职级。校长头上的“官帽”就这样被丢进历史故纸堆，这不是“杯酒释兵权”吗？

  然而，面对这一切，校长们显得很平静。因为这项改革已经酝酿很久，现在不过是“政策靴子”终于落地而已。

  “我们用了3年多时间筹备，广泛吸纳各地的成果经验。”区教育局局长黄建平说。3年里，为了设计好一套科学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带领班子成员多次北下南上，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求教教育专家，到上海、潍坊、温州等地取经。

  因为准备充分，改革一经启动，就势不可挡。

  校长们没工夫品味，很快就被裹挟进改革潮流中，变得忙碌起来。申报新的职级，有许多工作要做。在7项改革配套文件之一的校长职级制实施方案中写得很明白，评审的内容是“科学评价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等6项专业职责履行情况”。

  “许多都是硬杠杠，比如，校长要承担课题研究，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教育设想。”黄建平说。

  杨家山小学校长黄修龙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国庆黄金周，他整整“闭关”7天，对照细致的评审指标，完成了一份22页的校长职级评审自评报告。尽管有着30多年教龄，当了10多年校长，成绩和口碑都很好，但这一次，他莫名地有点紧张，甚至出于慎重，他申报了“中级一档”，仅是九档中的第五档。

  的确，校长们都感觉到了，这一次评审的确不一样。

  作为改革的一大亮点，区教育局引入“第三方评估”，委托安徽省教育评估中心负责此次评审。评审方式有实地走访、问卷调查、资料查阅，还要面对面与参评校长座谈。近两个小时的座谈下来，许多校长已是大汗淋漓。

  “都是内行的专家，谁也不认识谁，提问单刀直入，你要是真没做到想到，肯定下不来台。”人民小学校长许新江笑道。

  一个多月后，评审结果揭晓，黄修龙、许新江等4位校长被评为“高级三档”，其余20位校长分列中级一、二、三档。

  得知这个结果，黄修龙有点惊讶，又格外惊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对记者坦言，如果没有这次改革，按惯例，年届50岁的他也就波澜不惊地在校长岗位上干到退休。但现在，他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现在事务性工作操心少了，办学方向和教师专业发展上的思考多了。思考得越多，越觉得力不从心，还得多读书学习。”他说。当然，有压力才有动力。黄修龙也有了新的目标，两年后争取申报更高的职级。

  “对我而言，不会觉得有什么失落，而是更加明确了校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谈及没有“官帽”后的感受，许新江告诉记者。让他最自豪的是，这一年多时间，由他主持的校长课题《小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教育信息化大会上展示推广。

  显然，校长职级制改革的意图，不是剥夺校长的权力，而是启示他们，校长应真正关注什么、追求什么，找到职业价值所在。

  “推行校长职级制，就是要提高校长的办学积极性，释放教育的活力。”原铜官山区区委书记昌红梅是这项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亲自参与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在她眼里，校长职级制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破解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坚决推进管办评分离，建立现代学校体系。”

  “权力清单”激活了教育中的每个人

  到田家炳小学采访时，这所办学刚满10年的学校，正在研制校园文化建设方案。

  “方案中的许多内容，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从教师和学生中征集上来的。”校长程磊强调。

  比如，学校以什么为“校树”？建校时同时栽下的有枇杷树和棕榈树，全校师生热烈讨论，争论不已。还有，学校要为每一栋楼命名，已经征集了100多个名字，最终由教师们投票表决。

  “这些事过去可能就由校长一人考虑，但现在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在教代会上，校长只代表个人的一票。”程磊说。

  这不，不久前学校有一个岗位空缺，该谁上呢？程磊仍是交给教师决定，大家共同推举，从10个申请者中选出最适合的。“要搁过去，这事最容易激发矛盾，现在教师自己说了算，结果一出来，大家都没话说。”程磊说。

  这么说来，难道校长真成了“甩手掌柜”？程磊笑着摇摇头：“现在校长要做的，就是做好制度设计，制定规则，并按规则办事。”

  如今的铜官区，在各学校内部，正发生着一场从“管理”到“治理”的显著变化。

  归根结底，变化肇始于一份“权力清单”。

  2014年7月，随着校长职级制改革接踵而来的，是铜官区教育局主动面向所属学校给出的一份“义务教育管理权力清单”，共列出区教育局可行使的6大项、70条权力。

  “权力清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区教育局下发该清单的通知中有这样两句话——“明确权力边界，实行阳光行政”。

  “就是要解决政府伸手过长的问题，区教育局管什么不管什么，向学校说清楚，从而杜绝清单外权力违规行使。”黄建平说，“说白了，这相当于区教育局革了自己的命。”

  与“权力清单”配套的是一份给校长的“责任清单”，规定了校长负责制框架下，校长能承担和应承担的职责、权力。

  “校长被赋予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区教育局副局长向满和告诉记者，“现在区教育局只管校长，学校中层干部的任用、校内职能部门的设置，权力完全下放给了学校。”

  新政的效果也立竿见影。就在“权力清单”下发的当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建安小学召开校务会议，以学校文件形式发布校长的两项人事任命，聘任该校两位教师方代胜、杨得生分别担任校办主任、教务处副主任，成为全区乃至全市公办学校自行聘任校内中层干部的第一例！

  不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并不仅仅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小了、学校的权力大了，其深意在于引领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过去校长们常抱怨，说学校没有权。实际上，许多权力也不在我局长手里。大家都在追问，权力去哪儿了？”黄建平的话很耐人寻味。

  权力到底去哪儿了？随着一系列简政放权改革，黄建平在实践中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简政放权，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放，其内涵是权力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权力变成了责任，权力有了监督，进入了制度的笼子。”

  因此，在把权力交给学校的同时，还要引导校长用好权力。在“责任清单”中，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是“建立学校内部现代管理体系”。

  作为此项改革的制度保障，2015年，在铜官区的教育行动计划中，建立校务监督委员会、推进学校家委会建设都被列入改革日程。一份学校重大事项群众公议清单，也真正让校长的权力置于民主监督之下。

  “因为有了民主，学校每个人的参与感都很强，也能从中找到成就感。”程磊说。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过去的一个学期，田家炳小学开展的各种大小教育实践活动不下五六十项。这些活动，许多都是教师和家长们自发组织的。

  “在学校内部，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许新江说，“现在即便我有事外出，副校长和中层干部都能各负其责，学校照样运转。”

  相应地，黄建平也感受到一个明显变化：“来局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的校长少了，他们不用琢磨局长怎么想，只管踏实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好了。”

  阳光招生、阳光分班让教育者心有阳光

  2015年8月28日，铜官区爱国小学的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

  当天参加会议的有学生家长、家委会委员、教师和媒体代表，在新学期开学前夕，这是该校一年级新生“阳光分班”活动现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也由此拉开铜官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阳光分班”工作的序幕。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按性别、生源类型，当场被随机分到各班，由家长代表抽出他们的班号。接下来，班主任、科任教师也大致均衡配置，由家长抽签选出他们所教的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