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实验小学校长何哲慧都记得2012年第一次拿到“学业质量”体检报告时的心情：“6项指标满分，但有3项红灯亮起，触目惊心，半喜半忧。”

    这份报告不是普通的健康体检报告，而是一份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报告。与以往不同，这份报告对“学业质量”作出了全新的定义。

    2011年，上海市率先在全国推出以关注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价值的“绿色指标”，每年定期发布区域绿色指标综合评价报告。

    “以前学校好不好，学生好不好，分数说了算，现在是‘绿色指标’说了算。”采访中，许多校长、教师都提到了这场绿色评价旋风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改变，更重要的是，这股绿色旋风还在持续加强。

    2014年，上海在小学一、二年级全面推行“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评价，教师不能随意拔高教学和评价要求，不能随意加快教学进度，评价不是采用百分制，而是采用等第制。随后，这一机制逐步扩大至小学中高年级。

    2015年，上海市教委对2014年9月入学的普通高中学生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特别强调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公益劳动），采用客观数据导入、高中学校和社会机构统一录入、学生提交实证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客观记录学生的学习成长经历。

    评价是导向，评价是指挥棒，评价还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评价难，难于上青天。但上海却敢啃硬骨头，用系统化评价攻坚，为教育综合改革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在上海的教育决策者看来，无论是哪个层面的评价体系，其内在都应该是一致的，评价不是为了选拔和甄别，而是为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服务。

    “绿色指标”：要分还是要人

    2011年，应该算是上海教育综合评价改革元年。

    彼时的上海，2009年首次组织学生参加PISA测试，数学、阅读、科学三个项目名列全球第一,引起了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震惊，更在国内引发热议，风头一时无二。

    但上海的教育决策者没有沾沾自喜，反而对PISA测试报告显示的其他信息格外关注。

    “虽然上海学生学业水平高，但学业水平不等于学业质量，我们更关注学生以何种方式、何种过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取得了这个成绩。”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纪明泽说。

    一场基于课程标准的评价改革开始孕育。之所以用“绿色指标”命名这场改革，原因很简单，就是想把以前高分低能的“黑色GDP”转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绿色GDP”。

    2011年，上海市以“绿色指标”为依据，举行全市首次抽样测试，全新的“绿色指标”包涵学业水平、学生品德行为、身心健康、学习动力、学业负担、师生关系、教师教学方式、校长课程领导力、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及跨年度进步等10个指数。

    当年，有63640名学生参加测试和问卷，9445名教师和804名校长参加问卷。

    这场改革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许多教育媒体都对上海这种敢于开风气之先的做法给予了关注和报道。

    “上海迈出了教育改革的关键步伐，标志着上海率先明确宣告，对学业的评价不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 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刘坚教授表示。

    更让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改革不仅仅是刮一阵风。从2011年开始，定期抽样测试、定期公布测试报告成为上海市教委的规定动作，接受“绿色指标”的测试，开始成为上海中小学校长、教师的习惯。

    要撬动评价这颗最重的砝码，就要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行动惯性，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与许多地方下命令强攻的“改革推动”不同，这场评价改革更像是一次静悄悄的革命。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有一位老教师，素以“作业多、成绩好”而著称，严厉固执，学生很不买账，学校跟他谈了几次，就是没用。但“绿色指标”来了，看到评价报告上学生给自己打分这么低，老教师开始主动要求改变。

    “‘绿色指标’对中老年教师的触动最大，他们开始发自内心地改变传统的讲课模式。”在何哲慧的学校，同样有“老教师在变化”的故事上演。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许多，体育课没有开足，课外活动缩减，睡眠时间不够……以往，这些并不鲜见的现象，现在变为评价报告的一盏盏红灯，“倒逼”学校反思自己的教学。

    “只有把综合评价落实到具体教育实践的时候，才能产生其应有的价值，才能引导中小学教学改革，从‘育分’回归到‘育人’。”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是“绿色指标”的忠实拥趸。正是不断的反思改变，在2014年度的上海市“绿色指标”综合评价中，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的“教学方式指数”、“学业成绩标准达标指数”、“高层次能力指数”、“师生关系指数”尤为突出，都达最高值“9”。

    现实证明，改革不仅要靠行政命令的推动，更要靠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一旦建立，其迸发的潜力是巨大的。

    “各个区县、学校在对‘绿色指标’的解读上，又进行了区本化、校本化改造。”纪明泽告诉记者，上海16个区县找到了本区评价与绿色评价的结合点。有的落点在学生过程评价，有的落点在学生兴趣培养。比如，长宁区提出了自己的“区本指数”，集中在学习质量与学习成本、学习能力与学习兴趣、心理健康与生活幸福度“三个指数”。

    “绿色指标”的区本化、校本化不是孤立进行的。2015年2月，上海市教委下发文件，决定开展中小学以校为本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试点。201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等11家单位成为上海市基础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区县深化试点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等44所学校成为上海市中小学以校为本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试点单位。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界有这样不成文的说法：“考试不变，减负就不可能。”但在上海，这句话正被无数正在发生的实践改变着。

    评价可以是桎梏、枷锁，也可以是激励、调节。

    “零起点”：起跑线与马拉松的争论

    “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从“起跑线”说法诞生的那一天起，关于它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但在上海，这股风气却有戛然而止的趋向。

    2014年8月6日，一次特殊的电话连线正在进行，电话的一端是上海市民，另一端是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

    在这档“市长热线”的访谈节目中，面对市民提出的小学教育问题，翁铁慧说：“‘零起点’教育就是按照课程标准来评价，这是对教育规律的遵循，我们必须按照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展教育教学，否则就是拔苗助长。”

    这不是翁铁慧第一次表明自己的观点。

    2013年，上海市教委决定在全市重点推进小学一二年级“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俗称“零起点”“等第制”，前者要求严格按照既有规定的课程标准要求和进度实施教学，让学生“一张白纸”入学，而后者则要求弱化分分计较，突出兴趣、习惯的评价维度，找到每个学生的优势与潜能。当年9月，“零起点”“等第制”在金山、黄浦两区所有小学及其他各区县几十所小学开展试点。从2014年秋季起，在全市推广。

    这是继“绿色指标”后上海专门针对小学阶段推出的评价改革。

    “正是在‘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观念的影响下，幼儿阶段的孩子‘早学’、‘抢学’日益成风，‘零起点’的教育观如果再不形成共识，就会把我们的孩子‘伤’在起跑线上了。”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说。

    “小学不用任何知识就能进入，我们不能让孩子和家长产生焦虑感，教师更不能以部分学生已掌握的知识作为教学的逻辑起点，而是要以课程标准为依据，努力达成标准、教学、评价的一致性，尤其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即时评价，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学习。”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上海市特级教师谭轶斌当起了“政策解说员”。

    毫无疑问，这项政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家长。

    “这与教育规律有关，也与教育公平有关。家长为什么会违背教育规律，因为教育不均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这考验着政府部门。” 杨浦区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胡卫江说。

    任何一项政策如果只是孤立地推进，效果可想而知。而在胡卫江看来，“零起点”“等第制”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就是因为多管齐下。在教师层面，教研部门专门指导教师如何进行“零起点”教学，给出指南和教学资源包；在家长层面，学校专门开设家长开放日、编制宣传手册，让家长了解政策背景；在政府层面，2011年上海启动“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办出了特色和品牌，成了家门口的好学校。

    静安实验小学就是这样一所家门口的好学校，实施“零起点”“等第制”之后，学校将基础性数学课时数由每周3课时压缩为每周一课时，把时间腾出来，让给其他课程的教学。由于课时减少，教学内容相应地也需要精简，学校对一年级的数学教材内容削枝强干，编制了校本课程教材《实验数学》，并将数学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开设了“实验数学”课程，在减负的同时唤醒学生的学习动力。“通过加班加点、题海战术提高教学质量，那不是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学生、家长的意愿。我们要留出更多的时间，让一年级学生学习属于自己‘敏感期’的内容。”静安实验小学校长任佩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