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先生走了！噩耗传来，万分悲痛。教师节前夕，我给厦大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打电话，问候潘先生。别教授告诉我，潘老4月中旬因肺炎住院，神志清楚，正在恢复中。我想，潘老身体底子较好，一直注意锻炼，90多岁还每天做俯卧撑，一定能恢复过来。没想到，这次竟然没有能挺过来，使我无限悲伤。

    潘老长我9岁。1952年，他在北师大教师进修班研修。如果当时我不是在苏联学习，他就是我的老师了。直到1979年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我们才认识，至今40多年了，我们的交往最多、最频繁、最亲密。如果以10年为人生的一代人，潘老是我的先辈，我们的友谊可谓忘年之交了。

    1978年，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不久成立研究所。1979年，北师大在外国教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外国教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都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大家对学位研究生培养都没有经验。在潘老的倡议下，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在北师大召开过有厦大、北大、北师大参加的如何培养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问题的研讨会。潘老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3年9月，我们共同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会议，以后又共同担任了第二、三届教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从此，我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研究讨论教育学科的研究生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培养工作，评议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等事宜。在教育学科评议组工作时间，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共同主持会议，合作得非常愉快。

    1986年秋，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研讨会，潘老和我都参加了。会后，潘老邀请我到厦大讲学，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厦门大学。潘老热情地招待我，陪我参观了厦大花园般的校园、周边的名胜古迹。因为我是北师大校友会副会长，潘老是北师大厦门校友会会长，还特地安排了一次北师大校友与我见面，热情的场面至今难忘。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酝酿制定高等教育法，成立专家组，我和潘老都参加了。1994年1月，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了高等教育法第一次专家咨询会。此后，讨论、起草、修改，开了无数次会议。我记得，修改稿共有18稿之多。经过多年磨炼，《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终于在1998年8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制定高等教育法，我和潘老参与了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潘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2000年，厦门大学以高教所为依托获批成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潘老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学术委员会，潘老聘任我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几年，每年毕业季，潘老都邀请我到厦门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会，与研究生座谈、讲演。中心举办的多次国际教育论坛和研讨会，我几乎都参加了。所以，每年我们都能见面，交流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最近一次见面是2017年11月，我参加厦大高教研究中心举办的高等教育论坛。潘老以97岁的高龄参加了两天的会议，倾听各位代表的发言。我着实佩服他的精神。可惜的是，2020年潘老百岁华诞庆典，我因疫情未能参加，成为永久的遗憾。

    以上是我和潘老的几次重大合作，至于其他交往就更多了。我们都受聘于原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每年开会都在一起讨论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和热点问题。我们还共同参加了许多教育学术会议。1991年6月，我们一起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那时正是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亲眼看到苏联的衰败景象，心里十分难过。

    同潘老的密切交往中，我学习到许多东西。在学术上，潘老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奠基人。潘老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放眼世界，在耄耋之年仍出访欧美各地，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调查研究，发表演讲，推动着教育改革，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学上，潘老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他一直亲自授课，从没有离开过讲台，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前年，我的一名学生到厦大教育学院访学，参加了潘老每周六晚上在家里举行的学术沙龙，几十名学生济济一堂，热烈讨论，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感到十分震惊，十分钦佩，真是一位大先生，教书育人的楷模。

    在为人上，潘老真诚朴实，平易近人，一点儿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乐于助人，我们在合作交往中，他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在编纂《教育大辞典》时，请他担任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认真地参加编委会会议，给予了很多指导。

    我们的友谊真的说不完。现在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我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