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幸福教室创建者李虹霞的引荐下，与台湾师铎奖教师李玉贵相约北京中关村三小。

    见到李玉贵的时候，一见如故，似乎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遇见过。没有寒暄，直奔主题，我们的话题从李玉贵的一个提议开始。她说：你可以写一位台湾教师的眼泪。

    故事就这样徐徐展开——

    在上海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李玉贵是主讲嘉宾。当她谈完自己课堂上那些美妙的经验，一位来自中原某地的青年教师站起来回应：“李老师，这样的做法没有用，我们做不到。因为在我们那里一个班有120人。”

    李玉贵显然不敢相信，她无法想象120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样，这个数字的确远远超出了她的认知边界。

    于是，便有了李玉贵后来的中原之行。

    据说，她在大陆第一次流泪就在那里。走进偌大一个教室，第一次看见一间教室挤进这么多黑压压的人头，她一排一排地数着，每排10人，当数到第9排时，李玉贵流泪了。

    她发现靠近过道的孩子，身体有一半已经被挤到了课桌的外面。她实在无法预知这样的班额里到底会有多少教育存在，她更无法预知如何关注每一个生命，她当然也无法理解，学校教育可以如此大尺度地妥协。学校妥协，教师妥协，家长妥协，最终在无以复加的妥协中，孩子成了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谈到最后，李玉贵抛出了她的结论——教育改革首先从缩小班额开始！

    “在大班额中，教师很难看见不一样的人。”李玉贵说。

    李玉贵的眼泪为那个挤着120个生命的巨型班级而流！她牵挂那些孩子，一堂课里他们究竟与教师产生多少交流？教师在超大班额里教学，所要面对的永远是一群集体的人，当教育无法面对每一个独立个体而实施，教育的力量就会显得苍白！

    让班额降下来，让巨型班级瘦身，这应该是教育改革的起点，事实上又何止是起点！改革永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在教育内部还有太多需要精耕细作的地方。

    比如课堂，李玉贵自称是一个迷恋课堂的人。近几年，应邀在各地小学课堂行走，她坦言，自己澄清了许多教学盲点，也更理解课堂的意义。但有时候，李玉贵会有一种无力感：“每一次置身课堂现场，都会照见自己的不足，在庞大而多变的学情面前，教师总像个盲人，无法关注到每一个具体的人。”

    她发现，还有太多的问题每天都在课堂重复上演，有太多的课堂硬伤需要疗救，有太多的课堂行为需要纠偏。所以，许多时候，她会因为所迷恋的课堂而流泪——

    “我们的教师每天都会教到无以复加，在不该教的地方却一直在教。”

    “教学目标不是用嘴巴完成的，但许多教师只接受嘴巴快的孩子。”

    “观课时请将目光转向学生，是观学生的学而非教师的教。”

    课堂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在李玉贵眼中，名师们的公开课往往会暴露许多问题。一些名师习惯性地在学生中不断巡视，其实是有巡无视。巡视似乎是公开课不可缺少的仪式，仪式走过了就完了，他们很少专注地看一个学生，看学生什么时候学习困难，看学生是否释放不会的信息。

    在日本访学时，佐藤学曾经问李玉贵一个问题：课堂教学的第一目标是什么？后来，佐藤学给出了答案——第一教学目标应该是学生释放不会的信号。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李玉贵对好课堂有了新的认识：好的课堂是重视未知的课堂。

    李玉贵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名师总是喜欢提问那些举手的孩子，其实，这些都不是教学的起点。“教师问的问题总是比较特定。”李玉贵说，“知识是用来探究的，而非用来回答的。”在李玉贵自己的课堂上，她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思路，而非说出答案。

    尽管课堂教学一直备受诟病，尽管人们对课堂总是寄托很高的期待，但是，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课堂样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什么样的课堂才是好课堂？”我问。

    “我更崇尚安静的课堂。”李玉贵说，“好的课堂是教师上着上着就不见了。”

    追求好的课堂到底有多难？李玉贵坦言，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于是，在临近退休时，李玉贵决定攻读博士。今年，她已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的博士。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确定为“倾听课堂的声音——聆听、发表与交流的课堂研究”。她试图通过系统研究，就课堂的“发言权”、“发言核心”、“谁在发言”，教师如何有意识地聆听学生的发言等，作出专业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