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学期的思想品德课进入法律学习部分。提及“法律”二字，我的第一感觉是要严谨。我小心翼翼，生怕学生对严肃的法律产生误解。

    比如“权利和义务”一课，我的教学目标是“权利和义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什么”。我给学生提供了参考文献，我问一句，他们说一句，整个过程枯燥无味。看学生反应冷淡，我干脆直接讲出答案。很明显，这是一节失败的课。

    问题出在哪儿呢？仔细想想，这节课我动用的主要器官只有嘴。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我迫不及待地传递知识点，提问都是基于文献资料，与学生没有直接关联，问题缺乏挑战性和兴趣点，学生自然不爱回答。

    我需要用有效问题带动学生参与，于是，我开始有所改变。

    在讲“肖像权”的内容时，我找了一个案例，之前有学生将我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我请大家评理：“这位同学是否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问题一出，学生七嘴八舌说了起来。我继续抛出生活中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生的回答最初只是简单的“算”或“不算”。我继续追问，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学生详细阐述并不断补充，最终大家一起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从我说到我问，学生的参与感被调动起来，也能深入思考。但我并不满足，从我说到我问，“我”的主角光环一直没褪去。问题驱动的课堂，我的大脑总是绷着一根弦儿，忙于与学生对话，没法静心观察他们的表现。

    除了问，我还需要“听”。怎么听？我将其他课型引入课堂，为学生搭建“说”的舞台，给自己提供“听”的机会。

    为此，我将辩论赛搬到课堂，让正反双方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赛前，我会专门安排一节准备课，每个人都有分工，我也能从中了解到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

    有时候，我会事先设计调查问卷，在课堂发放、回收、统计和分析。问卷题目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生有兴趣回答和分析；题目设置有对概念的考查，对学生行为偏好的了解，对学生态度立场的把握……还有的时候，我们在课堂观看影像资料，学生思考、讲述、讨论、补充、质疑。

    此时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或游走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之间，或静静地站在课堂的一角，听着学生们的说和做，然后适时介入。

    比如，在“老人摔倒扶不扶”的辩论赛准备中，抽到“不扶”的一方愁绪万千，认为自己必输无疑。我首先加入他们这一队，告诉他们在某个场景下我也许不会扶，并说明原因。他们豁然开朗，思想的闸门一下打开了。接着，我又转身来到正方的队伍中，故意把反方的一个观点透露出来，这下他们有了危机感。反方学生发觉了我的“叛变”，也开始思考正方可能的观点。就这样，我在不断“叛变”中启发双方，对这个问题可以有许多角度去讨论，不能割裂去看。

    作为教师，就应该以听为起点，给自己静心观察的时间，在学生真正需要的那一刻介入并提供支持，让一波又一波思考在他们之间递进发生。

    每次辩论结束，我会引导学生评价对方辩友和自己的表现。有学生说：“刚才我在赛场上大笑，对别人不太尊重。”有学生说：“我方辩手太谦让了，耽误了许多时间。”还有学生说：“我一着急加了许多口头禅，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辩论精神，也生成了超越教学层面的教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