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说”“我问”到“我听”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新闻阅读/2016-08-31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本学期的思想品德课进入法律学习部分。提及“法律”二字,我的第一感觉是要严谨。我小心翼翼,生怕学生对严肃的法律产生误解。

    比如“权利和义务”一课,我的教学目标是“权利和义务有哪些”“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什么”。我给学生提供了参考文献,我问一句,他们说一句,整个过程枯燥无味。看学生反应冷淡,我干脆直接讲出答案。很明显,这是一节失败的课。

    问题出在哪儿呢?仔细想想,这节课我动用的主要器官只有嘴。为了达到教学目标,我迫不及待地传递知识点,提问都是基于文献资料,与学生没有直接关联,问题缺乏挑战性和兴趣点,学生自然不爱回答。

    我需要用有效问题带动学生参与,于是,我开始有所改变。

    在讲“肖像权”的内容时,我找了一个案例,之前有学生将我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我请大家评理:“这位同学是否侵犯了我的肖像权?”问题一出,学生七嘴八舌说了起来。我继续抛出生活中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生的回答最初只是简单的“算”或“不算”。我继续追问,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学生详细阐述并不断补充,最终大家一起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从我说到我问,学生的参与感被调动起来,也能深入思考。但我并不满足,从我说到我问,“我”的主角光环一直没褪去。问题驱动的课堂,我的大脑总是绷着一根弦儿,忙于与学生对话,没法静心观察他们的表现。

    除了问,我还需要“听”。怎么听?我将其他课型引入课堂,为学生搭建“说”的舞台,给自己提供“听”的机会。

    为此,我将辩论赛搬到课堂,让正反双方就一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赛前,我会专门安排一节准备课,每个人都有分工,我也能从中了解到学生对问题的理解程度。

    有时候,我会事先设计调查问卷,在课堂发放、回收、统计和分析。问卷题目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生有兴趣回答和分析;题目设置有对概念的考查,对学生行为偏好的了解,对学生态度立场的把握……还有的时候,我们在课堂观看影像资料,学生思考、讲述、讨论、补充、质疑。

    此时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或游走在热烈讨论的小组之间,或静静地站在课堂的一角,听着学生们的说和做,然后适时介入。

    比如,在“老人摔倒扶不扶”的辩论赛准备中,抽到“不扶”的一方愁绪万千,认为自己必输无疑。我首先加入他们这一队,告诉他们在某个场景下我也许不会扶,并说明原因。他们豁然开朗,思想的闸门一下打开了。接着,我又转身来到正方的队伍中,故意把反方的一个观点透露出来,这下他们有了危机感。反方学生发觉了我的“叛变”,也开始思考正方可能的观点。就这样,我在不断“叛变”中启发双方,对这个问题可以有许多角度去讨论,不能割裂去看。

    作为教师,就应该以听为起点,给自己静心观察的时间,在学生真正需要的那一刻介入并提供支持,让一波又一波思考在他们之间递进发生。

    每次辩论结束,我会引导学生评价对方辩友和自己的表现。有学生说:“刚才我在赛场上大笑,对别人不太尊重。”有学生说:“我方辩手太谦让了,耽误了许多时间。”还有学生说:“我一着急加了许多口头禅,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辩论精神,也生成了超越教学层面的教育力量。

  • 最新内容
  • 相关内容
  • 网友推荐
  • 图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