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这一期选刊蔡元培先生（1868—1940）的两篇文章：一篇关于教与学，一篇关于读书。《教与学》原载《教与学》月刊第1卷，是高平叔代笔的；《我的读书经验》原载《文化建设》第1卷。两篇文章都写于1935年，当然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如，学生“教人”，今天通常不作要求了。

    文章所论，是切近我们生活的话题。蔡元培先生文字朴实平易，命意鲜明显豁；是其一贯的为文为人风格。

    蔡元培，是教育家的同义语。然“世上已无蔡元培”（韩水法，《读书》2005年第4期）。

    （任余）

    教与学

    通常将“教”与“学”分为两事：

    （一）“教”指教师教授；

    （二）“学”指学生学习。

    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不能绝对的如此划分，可分三点来说明：

    教而不学 有些教师常有保守的习气。这些教师，或缺乏进修方法，或苦无研究机会，对所任教科，或为被动的、非自动的，不感何种兴趣，于是上焉者就教材范围略事准备，下焉者临时敷衍塞责。这种习气，足以使青年学生墨守陈腐的见解，而不易获得广大的知识。我们知道科学的研究与发明，瞬息千里。十年前所发明的定律，现在或许要根本推翻，或许要重新估值。如果将陈腐的知识传授给现代的学生，这些学生，即以教师所传授的陈腐的知识，应付当前的问题或追求高深的学理，试问读者可乎不可？所以我们希望一般教师不只是教，不只是研究教学的方法，还得要继续不断的研究所教的学科，以及所教的有关的学科；组织最新的学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使学生对于各科获得具体的概念，从而作进一步的研习。这是我们第一点意思。

    学而不教 第二点包括两种人：

    （一）肯研究学问而不谙教学方法的教师；

    （二）肯努力的学生。

    好些教师，于所任教科，很能有系统的组织，于相关的学科，亦能多方注意。这种教师，除致力于学科的研究之外，往往忽视教学的方法，虽则他教授的时候，尽可能充实学科的内容，补充较新的材料；因为不谙教学的方法，遂不易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至于肯努力的学生，在全校或全级学生中，成绩较优，略窥门径。辅助同学以及指导民众的——如办理民众教育等——固不乏人；还有不少学生，只知个别努力，牺牲切磋的机会，因此教师所传授的学问，亦只囿于学校校门，或囿于肯努力的少数学生，形成教育的浪费，这都是“学而不教”的弊病！我们希望：（一）肯努力学问的教师，不但研究所教的学科，还得研究教学的方法。（二）肯努力的学生，不但自身努力学习，还要辅助同级的同校的学生共同努力；还得将所得到的知识推广到一般民众身上去。

    不教不学 上述的两种教师，一种是“教而不学”的，一种是“学而不教”的，还有一种是“不教不学”的，这种“不教不学”的教师，于所教的学科，既没有彻底的了解与持续的研究，又不谙教学的方法；或则敷衍了事，或则背诵教本，或则摭拾陈言，自误误人，为害不浅！这是属于教师方面的。学生方面：除了上述的“学而不教”的学生之外，也有不教不学的学生。所谓不教不学的学生，第一是“不学”，不研究学问，不感到学业的乐趣；第二是没有学问足以教人，更没有觉到有教人的必要。青年们呀！我们中国平均一万个人才有一个大学生，一千个人才有一个中学生，你们是一千个人里面或者一万个人里面最幸运的。你们不但自己要努力求学，你还得将你所学的教给一千个人、一万个人。现在有一位陶行知先生竭力推行小先生制度，可以备诸位借鉴的。

    最后我希望教师们，学生们：

    （一）从“教而不学”到“既教且学”；

    （二）从“学而不教”到“既学且教”；

    （三）从“不教不学”到“又教又学”。

    更希望《教与学》月刊能适应这三方面的需要。

    我的读书经验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作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句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开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的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作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这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够勤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他，我止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了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在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又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较易。但个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为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勤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选自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