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名士，有一种不同流俗、甚至不同任何时期的风度，他们的率真浪漫、狂放不羁，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中著名的“魏晋风流”。要想深入体会“魏晋风流”，《世说新语》一书不可不读，书中记载了大量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

    《世说新语》的《雅量》，最能显示出魏晋名士神情潇洒、内心镇定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特点。淝水之战大捷，谢安得到捷报，却“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谢安、嵇康镇静安闲、不惊不惧的雅量和风度，并不是因为他们修炼到没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因为他们超旷、澄明的睿智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应物而不累于物”。这种超然的精神风度，是“魏晋风流”的重要特点。

    有意思的是，《世说新语》的《伤逝》《任诞》《言语》等篇，还记述了许多“钟情”的名士故事。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以“雅量”的标准提醒王戎，王戎回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说：圣人站在比情感更高的层面，超于情，故能“忘情”；还有一种人是“不及情”，那是因为没有血性、情感迟钝；忘情者难以企及，无情者不屑为之，因此应当深于情、重于情。王戎为魏晋时代恣情自适、放浪肆志的风气张本，提出了“魏晋风流”的另一重要特点——重情。

    伤逝是重情最直接的表现。东晋名士王濛39岁病危，转动着麈尾，叹息说：“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作为超旷的玄学家，在生死之际，表现的是惘惘不甘之情。而他死后，友人刘惔前来参加丧礼，献犀角柄的麈尾于棺上，痛哭得昏死过去，这是伤逝的典型故事。东晋名士庾亮仪表不凡，人喻之“丰年玉”。庾亮死后，何充前往送葬，说：“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这份深情，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在一般的伤逝之外，还饱含着对“美之幻灭”的悼惜。

    重情还有更多方面的表现。谢安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人到中年，生离死别，逐渐多起来，有高蹈之志的谢安在亲友分别之际，也如此眷眷不忍。因此，当他听说桓伊（字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时，就明白其中况味，说道：“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一往深情”是艺术的重要境界，《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都深入到这一层面。王戎路过“黄公酒垆”，下车回忆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稽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对于王戎来说，黄公酒垆是他与嵇康、阮籍等人相从酣饮之地，代表的是一段快意人生。嵇、阮的谢世，终结了“竹林之游”。时移世易，王戎感慨莫名，顿生“邈若山河”之感。

    名士卫玠避永嘉之乱来到豫章，在赣江边对左右说：“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学者余嘉锡认为，卫玠“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这种解读深得《世说新语》之腠理。

    但是，记载在《晋书·羊祜传》的一段小故事又有不同的意义：羊祜镇荆襄时，常到岘山置酒言咏。一次，他对同游者喟然而叹：“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果说王戎、卫玠的深沉叹息背后有较具体的人事内容，那么羊祜的浩叹则超越了具体的人事，是对生命有限的喟叹。无情的时间流动，与对生命、对世间的留恋，构成了历代咏史怀古类诗词的基调。

    桓温任南琅邪内史时，曾在郡内植柳。几十年后，他北伐经此，见所种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个故事感动了后代无数文学家，北周庾信便由此作《枯树赋》，末尾赋有四言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无论是潇洒放旷的超然之情，还是专注深切的真挚之情，直至形成“一往深情”的生命气质，这些都是成就文学艺术的重要条件，故而宗白华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