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贫先治愚，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要实现脱贫，就得做好治愚这篇大文章，而治愚很大程度上又依赖农村教育。因此，要想农村教育在农村治愚脱贫工作中大有作为，就得摸清农村教育的家底，特别是要弄清农村教育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基于对农村教育实际的研究和基层教育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西部农村教育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亟待加强。我们的政策制定长期存在“一刀切”现象，这就形成了农村教育始终处于学习和追赶城市教育的现状。因此，在西部农村中小学确立办学方向时，应着重考虑如何把原来实行追赶城市学校及向城市教育看齐的做法纠偏，把办学目标定位在“三农”服务上，即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基本点上。事实上，农村学校就办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教育对象就是农家子弟，服务“三农”舍我其谁？反思过去农村教育跟在城市教育后面亦步亦趋的状态，不难发现它已严重脱离了西部农村域情和学校所在农村实情，偏离了为“三农”服务的初心。从宏观上讲，已不能很好地适应西部农村全面落实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需要；从微观上说，也不利于学校为所在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服务，乃至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对学生未来发展而言，农村教育由于偏离了“三农”的轨道，致使一些学生把学校当成跳板，一部分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另外一些被选拔考试“淘汰”的学生，则成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既不会下地种田，又不能浇水收谷”的人，无形中又会导致许多新的问题出现。

    寄宿制学校“综合并发症”严重。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一般由原来的普通学校改建而成，存在着校舍不达标、设施设备不配套，教职员工编制少、配制不合理等问题。寄宿制学校的生源以父母外出务工、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居多，这些问题致使部分寄宿制学校出现了富有西部特色的“综合并发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校园安全焦虑症。挤压事故、体育活动事故、劳动事故、安全消防事故、自然灾害事故、安全设施等事故时有发生，给师生带来困扰。

    二是教师职业倦怠症。由于寄宿制学校教职员工配制不合理，急需的各类服务人员编制短缺，配置不齐，为了应急解决问题，教师除教书外，还身兼宿舍管理员、食堂炊事员、食品卫生检测员、心理辅导员、生活保姆员、运管监督员等。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直接导致教师身心疲惫，工作时空颠倒，加班成为常态，工作责任无限增大。

    三是学生心理不适症。由于寄宿制学校学生所处环境比较封闭，学生缺少父母关爱，教师因人数少无暇顾及、引导学生，学生极容易产生人际交往的困难，除了与同学交往，一旦要与外人交往就躲避、抗拒、厌烦、痛苦。学生的这种不适症极有可能随着“小团体”现象加重而随之加剧。据我开展的专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小团体”现象比正常农村学校学生要高出25.67%左右。与此同时，伴随“小团体”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校园欺凌事件不断攀升，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加重了学生的心理不适症。据中青在线2016年5月10日报道，一项覆盖1.7万多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调查显示，农村寄宿制学校有36.3%的留守儿童表示自己在学校里每月至少被欺负2～3次。

    课程实施走样。在西部一些农村学校，存在课表上的课程与实际上开设的课程“两张皮”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学校教育情境中，教育督查听汇报或查阅课表时，部分学校是按国家要求开齐开足所有规定的课程，而现实的情况则是学校开的课程只有能力水平检测或者升学考试所涉及的课程。只要是应试要考的课程，学校就重视，应开尽开，否则就会形成应付检查督导，实际却不上的“课表课程”。这固然有师资力量缺乏等诸多原因，但也说明一些西部农村学校在一定意义上依然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为解决这一课程走样问题，我认为可从几方面入手：其一，加强中小学教育中课程管理的严肃性；其二，适时构建西部农村学校课程管理者教育伦理体系；其三，延伸依法治教的领域，将依法治教拓展到课程管理的层面，对那些随意变更或剥夺学生接受课程教育权力的管理者依法追纪问责；其四，改革西部农村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评价考核机制。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教师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