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高中同学聊天，无意中聊到了教高三历史的“史老头儿”。

    “他好着呢，前些日子还在公园看到他拉弦子。”同学在电话那边说道。弦子，在我们老家俗称“二胡”，伴奏的曲种是柳琴戏。

    史老头儿喜欢柳琴戏是每届学生都知道的，上课时讲到触动情绪的地方，他便眯起眼，打着节拍，突然来上一嗓子。我们听得入迷，连枯燥的历史课也觉得生出好些趣味，甚至觉得史老头儿姓“历史”的“史”是上天注定的。

    史老头儿的“狠”全校出名。这个“狠”，一是指他教出来的学生成绩好，二是指他教学生很有一套。

    “学历史怎能不做笔记？”史老头儿总说。他让我们准备大笔记本，必须打着横格，横格不能太宽，一行要写二三十个字，还要有“天头”和“地脚”，便于增添内容和贴便签。做笔记的内容和结构也是他规定好的：哪些是要了解的，哪些是要理解的，哪些是要熟记的，都要一一标注。

    “了解是自己知道见过，琢磨一下能想起来；理解是脑子里放电影，看了上句立马跑出来下句。”史老头儿这样跟我们说，我还记得他嘟囔着：“历史就该死死地刻在脑子里，什么了解、理解，分什么等级，考试的人乱搞。”

    那时的史老头儿，简直如神一般存在：从一个时间点就能说出一连串历史事件；背靠黑板，信手便能画出中国版图；课本永远是合着的——“现在编历史的根本不懂历史！”他有次很愤怒地说，脸庞好像一只发光的火炉，唾沫喷溅出来。

    快高考的那段时间，史老头儿就反复给我们强调重点和难点。我们有时会说，史老头儿真不容易，60多岁的人还整天在6个教室像陀螺一样转；关键是他还容易激动，脾气上来脸一红，就像举着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你们得学着听话，也得学着不听话。”有次史老头儿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讲，“但现在你们一定得听我的话。”

    带完我们这届，史老头儿就要退休了。他18岁开始教书，整整教了42年。他最常提及的是90届学生，那时上海浦东刚开发，班上有几个学生听了他的建议去上海发展，现如今都是黄浦江边响当当的人物了。

    “你们可别忘了我啊！”最后一节课，史老头儿有些伤感地叮嘱我们，“唉，不说了，反正你们也会忘了……”

    转眼间快5年过去了，我问同学史老头儿有没有认出他来。

    “早忘了。”同学说，“他教了40多年书，每一届都带几百个学生……”

    “史老头儿全名是什么来着？”

    “谁知道。”

    撂下电话那一刻，突然想到史老头儿送我们去考场前念过的《鲜花记》选段，内容是姜文举赶考到京城投宿——

    “客人尊姓？”

    “我姓姜。”

    “你姓伤？跟伤心是一家子吗？”

    当时大家哄堂大笑。现在想起来，却是五味杂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