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经雄，回族，1936年生于江西南昌，1986年任中南民族学院院长。1992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1993-1997年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民族教育学科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教育学。

    高高的颧骨上架着一副金色老花镜，眼睛透着温润淡定，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显得内心笃定，从容不迫。这位80岁的老者，一生集全部精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与少数民族教育结缘。哈经雄先后任中南民族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并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学科，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

    一个人为何对于一个领域如此情有独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少数民族教育有着天然深厚的情结。”

    热衷民族教育痴心不改

    哈经雄从南昌师范学校毕业工作1年后才17岁，并被评选为江西省南昌市模范教师，后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求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团结政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健全，但哈经雄在华中师大求学后，寻到了民族教育的沃土。据他回忆，当时中国经济普遍不好，但华中师大专门为在校的10余名少数民族学生开设清真食堂，而且积极筹建湖北民族学院，设立专业教师分队与“赤脚教师”同行等，为哈经雄一生从事民族教育工作埋下了种子。直至今天，哈经雄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研究民族教育30多年，是华中师大赋予我的初心。”

    从“文革”时期走过来的人，对“赤脚教师”的称谓并不陌生。当时国家为了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要求教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此，乡村涌现出“赤脚教师”群体，即教师除了在学校教书，还要到田间地头参加劳动。哈经雄曾作为组长，到湖北恩施培训“赤脚教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达半年之久。

    回忆当初的情景，哈经雄仍历历在目：“当时有8个专区，刚好我被分到恩施，条件艰苦可想而知。”在一行80余人中，各自用扁担挑着春夏秋冬的衣服，在巴东的崇山峻岭中穿行，有的同伴不堪劳累晕倒在地。当地民族生活的耳濡目染，让哈经雄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对于民族问题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一遇到少数民族庆祝活动时，哈经雄与他们一起集体共舞，共度佳节，由此渐渐踏入民族研究领域，直至将民族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哈经雄先后到中南民族学院任院长、中央民族大学任校长。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哈经雄适时提出民族高等教育质量“低进高出”的思想。在哈经雄眼里，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加分政策、民族预科政策以及各地的加分政策，尽管提高了民族学生高考录取率，但成绩的实际差距必然导致学生学习困难。与纯粹强调提高考试分数相比，哈经雄认为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拥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素质、能力和精神、知识及技能。同时，哈经雄专门撰写了《为少数民族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民族教育要服务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等文章，对少数民族教育倾注心血。

    2007年，当《经济》杂志记者就民族教育与新农村建设问题采访哈经雄时，他强调：要把民族教育自身作为培养民族地区人才的母体，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良性循环，民族地区的发展重心要从“物”转变为“人”，实现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共赢。

    2009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出台前征求意见，哈经雄诚挚而大胆地呼吁：国家教育规划不能忽略民族教育。在这次建言中，他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实验仪器和图书严重匮乏的问题，高寒山区、农牧区初中班额过大的现象，边远地区教师待遇偏低、生活条件差、个人发展机会少、骨干教师流失的现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差、欠账严重、教育经费不足的状况。

    现在，哈经雄虽然已经80岁，但仍然不舍离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与哈经雄熟悉的人都知道，在他的微信圈里，除了转发一些时事热评和养生内容之外，还经常探讨民族教育发展问题。

    培养教师怀有“独门绝技”

    哈经雄爱教师、心疼教师是出了名的。20世纪90年代，住房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但哈经雄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思想上高度一致，在住房上向低标准看齐。刚来北京时，国家民委在校外给哈经雄准备了一套副部级领导住房，但他看都没看就说：愿意住学校，这样便于与师生接触。哈经雄住进了一个阴暗潮湿的房子，面积才50平米，一家四代6口人挤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还得搬沙发当床。7年后，当学校教授全部住进新居时，他才换房子。用哈经雄的话说，“只有让教师们住得宽敞、舒服，他们才能更自在地教书、做研究”。

    一次，学校准备将一幢办公楼改造后供外国留学生使用，既可以增加学校收入，又可以改善办学条件，但必然会让学校办公用房很紧张。哈经雄与班子成员开碰头会，提议不能压缩教师的办公空间，而让校领导挤在一起办公。当时，许多人对哈经雄的举动表示不解，他微笑着说：在一个团队，我们要共生共进，必须讲一点精神。

    为了加强与各民族师生的感情联系，哈经雄每逢节假日都很少休息，总是参加各民族师生举办的民族节日庆祝活动；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生活和学习状况，他与领导班子一起带头做好学生接待日。来自新疆的学生每每看到哈经雄校长在人群中时，总会伸出大拇指，对哈校长高呼“亚克西”，有些人干脆就直呼哈经雄为“亚克西”校长。

    哈经雄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师生，而且始终在治学道路上为教师做表率。在国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央提出要重塑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当时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要求以董必武为原型写一部地方戏、一部话剧、一部电影。哈经雄主要负责电影组工作，为了写好董必武传记，在这期间，哈经雄对董必武在国共合作和同盟会期间活动的整个生涯做了客观、全面的梳理，写出的年谱感动了董必武夫人。后来，哈经雄应邀住进董必武家，这样方便查阅文稿。在董必武家，哈经雄获得大量未发表的诗歌等一手资料，寻找发表过的报刊，考证与董必武有往来的人物，并将红军长征史和董必武所在连队史贯穿考虑，活生生地将历史、文学和民间史料有机结合。据哈经雄回忆，他曾用8个多月时间到八路军办事处查阅相关材料，那里没有座椅，他就将材料一份份铺在桌子上，然后蹲在地上摘录、誊写。正是他的严谨治学，《董必武传记》得以定稿，并且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书名，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为了让教师能汲取前辈的办学理念和治学精髓，哈经雄阅读了大量的教育家著作，并通过传记、启示等内容在刊物上发表，供教师阅读。2004年，68岁的哈经雄专门刊发文章关注北京市回民学校的办学经验。他提炼出以下几点：民族学校教师要教出特色，对学生全体负责；教师培养要讲氛围，对学生讲主体意识；重视并积极开展教学和科研。哈经雄发表的《恽代英的教育思想》一文，总结恽代英当时抨击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多数学生对教育除了几本讲义再也不知道有什么研究”等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对教师的教育科研工作富有启迪意义。

    2011年，哈经雄在与研究生一起座谈时，谈到对青年教师、科研队伍的关注。哈经雄强调，如今学校重视学术能力提升，因此应让更多的年轻教师和博士生参与课题研究，并且吸收兄弟院校教师广泛参加。在哈经雄看来，多做田野调查，各地学校的人脉关系就会增加，研究内容面宽点多，调查数据才能更加真实有说服力；更好地培养年轻教师队伍，发展民族特色的研究；通过课题增加研究经费，碰出创新火花，这样才能做强做大民族教育。

    学生不能仅拘泥埋头苦读

    哈经雄给记者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20多岁在华中师大读书时写出的文稿，后来在学报发表，并在圈子里引起不小的反响。“你要知道，能在学报上发表文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优秀教师都很难有机会。当时在校园里，我这个学生被许多人误以为是华师的资深教授呢。”哈经雄笑呵呵地说。从那时起，哈经雄觉得学生不能只顾埋头苦读，还是要有更多“伸伸腿”“露露手”的机会。

    记得刚到中央民族大学任职的那段时间，学校的学生管理和学风建设有点松懈，为了让学生发展得更好，哈经雄从制度和管理入手：为了培养学生按时起床的习惯，他带头坚持与学生一起出操做早锻炼；为了让学生上好晚自习，他倡导校领导亲自带班值班。

    此外，哈经雄和班子成员特别重视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他强调学校与民族地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服务机构要建立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少数民族学生要对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公共卫生状况和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给予更多关注。

    15年前，哈经雄就开始倡导“经典诵读西部行”，呼吁以“经典诵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才培养。

    15年过去了，如今不少民族学校将“经典诵读”资料专门搜集成册，从板块和内容划分上言之有物，真诚醇厚。“尤其是在励志短文板块中，选取的文章看似平凡，但很真态、很自然，这很难做到。”学生们对此极为赞赏。

    “在民族教育的‘亚克西’校长身上，我们汲取了不少营养。他乐观风趣，有前瞻眼光。哈校长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民族教育学的实践办法和理论体系，估计今后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采访中，哈经雄以前的同事、学生给予他高度评价。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将是民族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