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这一期，刊载钱穆先生《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这里题作“劝读《论语》”）一文的后半部分。推荐该文，因为《论语》，也因为钱穆。

    如果真有所谓“必读书”，《论语》应该是其一，甚至是其第一。读《论语》，当然要读本文；遇有文字障碍，则查阅《辞源》等工具书，这是“严谨”的读书法。为便捷计，则可选择辅助读本，即“注本”。注本的选择，仁智之见，各有不同。这里再列几种，供参考：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孙钦善《论语注译》、南怀瑾《论语别裁》、李泽厚《论语今读》、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丧家狗：我读〈论语〉》。

    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说，对国史，当具“温情与敬意”；说得真好。对《论语》，自当亦然。    （任余）

    现在再说，读《论语》不可忽略了辞章。

    我此处所说的辞章，包括字义、句法、章法等，即纯文学观点下之所谓辞章亦包括在内。如：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此章似乎甚为明白易解；但中间发生了问题，问题发生在“之”字上。究竟晏子敬人呢，还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下面引伸出的义理可以甚不同。古注是解的人敬晏子，朱子解作晏子敬人。现在我们且莫辨这两番义理谁是谁好，我们且先问孔子自己究如何说。这不是一义理问题，而是一辞章问题。即是在句法上，此“之”字究竟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论，自然这“之”字该指的他人。但又另有问题发生，即《论语》的本子有不同，有一本却明作：“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人”字。若下句原来真有一“人”字，自然又是古注对。此处便又牵涉到考据学上的校勘问题了。

    牵涉到校勘，便要问这两个不同之本，究竟那一个本更有价值些？郑玄本是不多一“人”字的，皇侃《义疏》本是多一“人”字的。但皇侃本在其他处也多与相传《论语》有不同字句，而颇多不可信；则此处多一“人”字，也不值得过信。至于其他本多一“人”字的还多，但皆承袭皇本，更就无足轻重。因多一“人”字始见是人敬晏子，则少一“人”字，自当解作晏子敬人。而多一“人”字之本又不值信据，则此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朱子注《论语》，岂有不参考古注异本的？但朱子只依郑玄本，知在此等处，已用过别择工夫。

    ……

    朱子注《论语》有三大长处：

    一、简明。古今注说《论语》之书多矣，独朱《注》最为简单明白。

    二、朱《注》能深入浅出。初学可以浅读，成学可以深读，朱《注》可以使人终身诵读不厌。

    三、朱《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皆优。

    宋人长于义理，固矣，然朱《注》于考据训诂亦极精善，且又长于文理，能于《论语》之章法、句法、字法体会深微；故《论语》以朱《注》为最胜。

    犹忆十七八岁时，偶在家中书架翻得清儒毛西和《四书改错》石印小字本；读之惊喜，不忍释手，迨黄昏，移就庭外立读。其书批驳朱《注》，分类分条，几于通体无完肤。余时愚陋无知，仅知朱子乃宋代大儒，又知读《论语》必兼读朱《注》；而毛氏何人，则不知也。又其分类，如有关天文、地理、宫室、衣服之属，凡所讨论，余皆一无所知。读其书，使余知学问之广大，若另见一新天地之存在。

    越后读书渐多，知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别。又久之，读书益多，乃知即论考据训诂，清代治汉学诸儒未必是，朱《注》亦未必非。其后几二十年，在北平书肆又购得毛氏《四书改错》之大字本刻本；再读之，乃知毛氏虽博辨，其书实不能如朱《注》之广大而精微。回忆少年时初读此书之心境，不觉恍然自失。

    盖清儒自号治汉学，门户之见甚深。凡朱《注》错误处，积清儒二百数十年之搜剔抉发，几于尽加驳正，殆所谓“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矣。然亦有朱《注》正确，清儒存心立异，转以自陷。时余在北平，见学者群推刘宝楠《论语正义》，鄙薄朱《注》不读。心知其非，顾一时风气所趋，亦无法纠挽。及抗战时在成都，病中读《朱子语类》，一日仅能读数条而止，倦即放置不读，亦不读他书。约半年，读《语类》始毕。乃知朱子注《论语》，于义理亦有错，并多错在“性”与“天道”等大纲节上。此乃程朱与孔孟学术思想分异所在，亦已多为清儒所纠弹。然善言义理，仍推朱《注》，断非清儒所及。故余数十年来，教人读《论语》，仍必教人兼读朱《注》。

    惟学者治《论语》，先于朱《注》立基础，仍贵能进而多窥诸家之异说。所谓诸家，有远在朱子之前，更多起于朱子之后。苟非多窥异说，将不知朱《注》所误何在，更不知朱《注》所为精善独出于诸家之上者何在。从来解说《论语》者多矣，几于每字、每句、每章必有异说。每有异说，必多在两三说以上。惟学者治异说，切戒有好异心，切戒有好胜心。贵能平心静气，以实事求是之心读之。每得一异说，于文理文气上孰当孰否？于考据训诂上孰得孰失？于义理阐发上孰精孰粗？贵能细心寻求。《论语》本文，若平淡易简；然学者能循此求之，一说之外复有一说，众说纷纭，而各有所见，亦各有所据。正在此等处，可以长聪明，开思悟，闻见日广，识虑日精。仅于《论语》一书能如此求之，而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之进益，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日新月异，益深益远，已臻于为学之上乘而初不自觉者。然治《论语》之异说，亦不贵贪多，不贵欲速，不贵在限定年月以内，必尽搜《论语》之异说而徧治之。只贵于朱《注》外，随时得一书、获一说，即取与朱《注》对比，通一说即获通一说之进益。如此从容缓进，乃为可贵。

    余自来香港，即有意为《论语》作一《新解》，虽尊朱《注》而不专守朱《注》，遇异说胜朱《注》者，尽改以从。而亦欲仿朱《注》之力求简明，力求能深入而浅出，力求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兼顾。务求自中学生以上皆能通读，尤望成学之士读我注亦不以为鄙浅。怀此心已久，屡易稿而皆未惬。三年前在美国，积半年之力获成初稿。后又再自校读，前年冬通读一过，去夏又再读一过。一再细读，今已过半，多所改定，今冬当可付印。自问此书，虽不能取朱《注》而代之，然读朱《注》者必当再读吾书，然后于《论语》易于有入门益进之望。此则余之志愿所在也。

    （选自钱穆《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