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还有三个呼吁：一是呼吁政府开放心理服务市场，让更多的机构、人才、资金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高校要做公益性服务，但是心理服务也要社会化，国家要鼓励开放这样的心理服务市场。二是呼吁更多的企业家、基金会支持中国的心理健康工作。现在我们很多慈善工作的重点还是在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心理上的问题可能更重要、更有影响，也更难。三是呼吁我们的心理学家们更多地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做一些有社会意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一定要关注社会服务，关注下一代，通过这样的共同努力，真正把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做好。

    “要从筛查发现‘问题学生’转变为支持关怀特别学生”

    ：近年来，教育部门和学校越来越意识到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对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您有哪些建议？

    彭凯平：目前学校在理论的应用上还有偏差。首先是理论基本没有，很多中小学可能买了很多沙盘、沙袋，还建了心理宣泄室，但是这些东西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了解得不多。其次是培训严重不够，很多老师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就上岗了。最后是缺乏科学的积累和科学的态度，实践的科学含量还比较低，高层次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基层的实践应用结合得严重不足，甚至有脱节的倾向。

    第一，是要转变理念和态度，要从筛查发现“问题学生”转变为支持关怀特别学生。对感冒的人我们是不做单独处理的，同样的，有心理问题的人也应该受到正常对待。学校心理筛查的目的不是找“问题学生”，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如果筛查是“找问题”而不是给支持，孩子为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不就是胡说、不承认，要不就是伪装。很多心理问题严重的孩子都不是筛查出来的，反而筛查结果都很正常。如果对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我们能提供一些知识、经验和咨询，甚至是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想孩子和家长的态度会很不一样。

    第二，是要改变方法。现在的筛查方法其实很落伍，是100多年前的心理学家在没有现代科学工具的情况下创建的，这种问卷法是一种自我报告，受孩子的性格、一时的感受和各种条件影响，不见得非常科学和准确。

    ：如果依靠学生的自我报告不能有效地发现他们的心理和情绪问题，那家长和老师应该如何关注到孩子特殊的心理需求？

    彭凯平：我们最近一项关于青少年抑郁症早期鉴别的研究发现，从青少年的日常行为是可以预测他的情绪和抑郁表现的。研究中，我们不是通过孩子自己说，而是采取行为大数据分析，根据他最近的行为，比如上课是不是没有精神，睡眠是不是减少，和同学、父母的关系有怎样的变化等，这就比只依靠自我报告要好很多。我们把研究用在了中小学教育实践上，找出了青少年抑郁倾向筛查的若干行为指标。最近，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被应用起来。

    “未来需要有灵性、悟性和感性的新人才”

    ：教育焦虑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关系着个体和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谐。您是怎么看待教育焦虑的？

    彭凯平：中国的教育焦虑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深层地反映了对未来社会平等的焦虑。很多家长想实现阶层超越，这种身份焦虑是教育焦虑的本质。当然，教育焦虑还有另外的形式，比如“比较的焦虑”，这种比较其实是人为造成的一种焦虑。教育的本质不是比较孩子，而是培养每个孩子。当我们都只关心学生排第几名时，就已经把孩子美好生活的体验给粉碎干净了。我管了多少人，有什么变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很官僚的，以别人的牺牲和奋斗作为对自己业绩的考核。教育应该是爱每一个孩子、服务每一个孩子的，你学得好不好不应该列在老师的光荣册上，也不是评判老师的标准。教育应该是在提供服务和帮助，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全面地成长。

    教育焦虑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甚至是文化的问题。如果不从文化层面上改的话就比较难。我个人建议家长从三个步骤来改变。第一步是尽量吸收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学习“另类”的思想和新颖的教育方式。人的变化有时要从震撼开始，从不一致开始，从新趋势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改变习以为常的道路和方向。第二步是让行为发生变化，从小开始，从细节开始。比如以前每天问孩子的问题是作业写完了吗，复习得怎么样。那就从今天改变一下，问一问孩子遇到了哪些开心的事儿。从行为开始，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习惯，习惯又能形成性格。第三步是寻找同盟。人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尝试改变的话，会觉得压力大，不好意思，也怕犯错误，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获取情感和社会支持。

    ：您一直倡导把积极心理学等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教育中，鼓励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实践心理学研究。为什么？

    彭凯平：以前我们把创新简单地理解为一些高智商、高学历的人能够做的一些事情。但除了认知因素外，还有很多非认知性的因素对创新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情绪调整能力、压力管理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等。我们以前的创新人才培养，很少关注这些因素，只要分数考得好就可以。心理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创新、创造力的研究，但可惜的是，这些知识没有融入教育中，这跟我们心理学家有关系，也跟教育工作者不相信、不了解心理学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教育工作者最忌讳的就是拿过去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方案，其实有的时候这可能不是你的业绩，只是幸存者偏差。一定要开放，要学习，要做科学研究和积累，不然的话就陷入了经验套经验，一直无法总结出科学的方法。我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心理学对创新过程等问题的研究，创造出更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

    ：心理健康问题会如何影响教育高质量体系的建设？

    彭凯平：积极教育关注教育的幸福感，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助、互惠和互爱的。现在教育中突出竞争意识、攀比意识和比较意识，很多家长“鸡娃”的原因也是担心优胜劣汰，这些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带来的是没有价值的“内卷”和精神内耗。我们提倡的和现在教育改革的目标一样，要把这种传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教育中“挤出去”。

    积极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有全面的身心发展。未来需要的不是会考试的人，而是有灵性、悟性和感性的新人才。今天我们提出要“育新人”，培养21世纪具有突出竞争能力、与众不同的人才，我也把它描述为“ACE人才”，即具有同理心、审美心和创造力的人。而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心理学融入。从人才培养的目标来看，我自己觉得我们心理学，尤其是积极心理学的思想和我们当前的教育理念、教育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很多教育问题是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能够用积极心理学、幸福心理学来创造一代新人，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也会是一种新的借鉴。能更好展示民族精神风貌的一定不是我们的武器、大炮、飞机和金钱，而是这些对人类有着普遍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一起可以做的。我相信，新一代的中国人能够引导世界，影响世界，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