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那会儿，不知谁起的头，大家忽然对《围城》发生了兴趣。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到底是谁，甚至在读书之前，还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是一部讲述战争的小说。可是，等大家仔细阅读之后，不禁拍案惊奇——惊奇的，不仅是其中的故事情节，更是其中的语言，其中的修辞，以及其中指桑骂槐般的映射。读了《围城》，正如读了《阿Q正传》，大家都忍不住对号入座，以为书中的人物原型其实就是自己。

    我当时便坚信书中的方鸿渐就是我本人。方鸿渐是个海归，多少有些学问，但喜欢哼哼唧唧发牢骚。他留洋回国，为了能在父老乡亲前有个交代，不得不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充数，不料从此为这个人生的污点懊悔不已；他优柔寡断，处理不好情感上的事，明明不喜欢苏小姐，却犹豫不敢拒绝，从而失去了真心喜欢的唐小姐；他对孙柔嘉小姐谈不上爱，但一步一步地竟然和她走到了一起，并且结了婚。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以至于他的精神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一切崇高的终极性价值都与他无缘”（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

    坚信我就是方鸿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阿丑。其实阿丑并不丑，她是班上读书最多的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用《围城》中方遯翁的孙儿名字给自己取了绰号（也许是我取的）。在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她与我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研究《围城》，谈论《围城》。我们一起制作《围城》中的人物谱系，一起为书中的俏皮话而哈哈大笑，一起到她家观看刚刚开播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我们甚至准备将《围城》写进毕业论文中。阿丑总结我的为人处世，用了赵辛楣形容方鸿渐的那句话：“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现在想来，她的这句话多少包含了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怨恼。我在大学里，虽然被公认为“文学青年”，却做不出一点儿文学的成绩。我和阿丑一起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生作文大赛”，结果她拿了一等奖，我呢，因为忙着“社会活动”，或者因为根本没有自信，只报了名而没有提交作品，最后——拿了三等奖。

    这又有点儿像方鸿渐，带有讽刺意味的像。

    毕业后，我一如既往地通过书信和阿丑谈论《围城》，比如我发现电视剧中饰演唐晓芙的史兰芽竟然是杭州人，便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告诉给阿丑，比如我在杭州西湖边的书店买到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便得意地在她面前显摆，虽然我并不打算仔细阅读这些书。阿丑则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学问前途，有一次她甚至跑到杭州来劝我读研究生。同她一起来杭州的，还有她的丈夫。看到她丈夫听我们热火朝天聊文学时那种好奇而又无奈的眼神，我知道，《围城》闯祸了。可是等回去之后，据说他反倒再也不在阿丑面前提我了。

    可惜我虽然听了阿丑的建议去考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读研。这一点，成了我家女主人小白几十年来奚落我的重大内容——她偶尔也提阿丑，但我竟无言以对了。因为没过几年，阿丑就因病去世，去世的时候，是中南大学的英语系主任。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所中学做老师。不幸的是，因为不是师范毕业，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课堂。因此上课时，往往是之前想好的教学内容没过多久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钱锺书《围城》）。于是，我想起《围城》中方鸿渐的做法，便使劲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kill time（杀时间）。后来，我干脆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给学生讲文学作品，譬如《围城》。

    这大约是我初任教师时的写照。看来《围城》功不可没，让我从中习到了做教师的本事和方法。许多人说，《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可是我说，它还是一部“师范读本”。或许因为钱锺书本身就是教师，又或许是因为《围城》里面的人物大多是教师，因此，有关学校教育的正理歪理，都可以在书中找到。

    譬如，为了不做教师，“遗少”董斜川动用了大宋宰相秦桧的名言“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作猢狲王”，而方鸿渐则想起了西方的谚语：“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再看看下面几段话：

    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从前先生另有参考书作枕中秘宝，所以肯用教科书；现在没有参考书，只靠这本教科书来灌输智识，宣扬文化，万不可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写笔记罢。

    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

    不过，当我把这些奇妙的言论读给学生听的时候，他们大多茫然不知所云。也是，毕竟是初中生，懵懵懂懂的年龄，哪里体会得到这么玄妙的道理！不过他们喜欢听，只要与功课无关的事，他们都喜欢听。所以我在课堂内不厌其烦地搬弄与《围城》、与钱锺书有关的知识和传闻。我对《围城》的痴迷，孩子们心知肚明，甚至利用我的痴迷与我斗智斗勇。

    譬如有一次，我猛然发现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低头看课外书，不禁怒火中烧，猛地跑下去要搜他的书。这个学生慢悠悠地举起手中的书，说：“老师，我看的是《围城》。”

    “哦，原来在看《围城》啊，那行，你继续吧！”

    我当时逢人就说，《围城》这本书，我少说也看了十几遍了，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可以说如数家珍。但即便如此，《围城》这本书对我仍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我既没有写出一篇关于《围城》的研究论文，也没有仿照《围城》的语气进行文学的创作。我顶多学会了方鸿渐的腔调，对周遭的人事百般嘲弄，以至于人家都觉得我有“才”，却始终不愿将我当“材”用。

    但偏是因为《围城》，让我的课堂不至于像白开水那样平淡无味，也是因为《围城》，让我和学生的交往多少有了点儿“文化”的味道，并从此走向了更深远的人文世界。

    有趣的是，因为嫌《围城》的故事意犹未尽，有人想要给它写续集，或者依照它的腔调和情节，去模仿写作。比如台湾旅美女作家陈若曦，就曾仿钱锺书的《猫》和《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里城外》，另外，鲁兆明写的《围城之后》以及魏人写的《围城大结局》，也算是《围城》的续写，只是这两本书侵犯了《围城》的版权，最终引发了官司。

    这些事，我又何尝不想做？只是被他们抢在了前头。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这个消息，是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一直觉得《围城》是一部经典作品。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这部小说说成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多少导致了国内新一轮的《围城》热。但《围城》到底好在哪里？其实许多人都道不清。

    大多数人对《围城》的理解，都与杨绛先生写在《围城》扉页上的那句话有关：“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话被认为是理解这部小说的金钥匙，书中每个人的命运无不印证着这句话。即便掩卷而思，我们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人其实也是笼子里外的鸟或城堡内外的人。

    可是这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人生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比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中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然而经典的作品仿佛爱情故事，你明知道它的套路，却仍愿意飞蛾扑火般地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胡建矩兄是我大学时的密友，他虽然做着生意，却对文学的事念念不忘。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老家上虞丰惠古镇去看看，因为黄蜀芹导演的电视剧《围城》，有几个镜头就在那里拍摄的。

    我兴奋不已，便与他约了去走一趟。我们站在丰惠桥头店铺里，仿佛看到了《围城》里那个抱着孩子喂奶的女人（“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得不落言诠的好广告”）；在另一座石桥（应该是“通济桥”）边，我们又依稀看到李梅亭在冷冷的夜里做贼似的恶啃滚烫的烤红薯。

    丰惠镇不仅有《围城》。离老街不远，就是哲学家、春晖中学校长范寿康先生的故居，而他家的对面，便是鼎鼎大名的胡愈之先生的旧宅。上虞人杰地灵，丰惠镇自晚唐以来一直就是上虞县城，因此出现孟尝君、祝英台、吴觉农这样的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看来，《围城》的阅读，原来也在行走之中。阅读，是一个起点。

    我的好友郭初阳兄也是个《围城》发烧友。很多年前，我听过他的一堂公开课，叫《比喻》，其中用到了不少出自《围城》的妙句——

    门房领了个滚圆脸的人进来，说“曹先生”……曹元朗的脸很圆，圆如……（太极）

    他的眼睛，大的就像政治家说的空话，大而无当。

    （幻灯片）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