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结果方面，如小学辍学率的下降、初中毕业完成率的提高等，对贫富分化的改善作用比我们常常关注的教育机会扩大所产生的效应大2至3倍。所以，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越是早期的教育扩展，越需要较长的时间传导到收入分配上来。 

    吴晓刚：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2011年，时任英国首相在政府的白皮书中探讨如何推动社会流动时提出，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关注社会流动。如果将微观个体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获得看作一个终身追求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个体成年后的社会流动情况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早期教育与正式教育的过程非常关键。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学生在学校里行为表现存在的差异，主要由于其在未进入学校时的家庭教养质量存在差别。可见，家庭教养质量的不平等，是导致早期人力资本积累形成差异的重要因素。

    黄斌：教育对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找到明证，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教育经济学相关研究，儿童的技能发展主要取决于家庭和学校。在20多年前，学校教育对儿童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大一些。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家庭对于儿童教育与技能发展的介入越来越多。当前，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主体不再只是政府，家庭在其中所起到的分配力量越来越大。未来的教育政策不能只对教育机会不公平进行补偿，而应更加关注对弱势家庭的教育补偿，尤其是针对教育结果的补偿。 

    谢晨：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时还有哪些独特的作用？

    黄斌：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始终把人作为对象，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关心的最实质性的问题。相信未来的教育政策趋向会更加强调把人作为教育的对象、把教育作为人发展本质需求。 

    吴晓刚：教育的独特性体现在，教育发生在生命历程的全过程，而且，教育本身也是人类得以全面发展的工具，教育能够塑造未来理想社会的公民。生命历程视角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也是贯彻公共政策时的重要理念。 

    曹妍：教育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或者技能的提高。当教育进入下一个阶段，尤其是挖掘教育的深度时，要更多关注人的知识技能和人的素养，而不仅仅是教育的平均数量。 

    杜育红：教育的第一个独特性在于，教育塑造未来。我们经常说，“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或者“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经济”。如果培养的人有创新能力，就会建设创新的经济，否则不可能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创新。第二个独特性在于，培养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前瞻性地安排教育。第三个独特性在于，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依靠人，是为了人。所以资本也是“找人”的，全球的资本流动最终是找最适合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也是特殊的。

    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要做好整体设计

    谢晨：围绕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曹妍：从宏观政策上，如果我们能让中低收入群体的子女在小学阶段“不掉队”，让他们持续享受义务教育，就很有可能推进这些中低收入群体顺利进入初中阶段，促进高中阶段入学机会的提高。第一，我们要把关注的重点从数量的增加转为质量的提高，前期阶段的质量会对后期阶段教育机会以及收入差距的改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突出职业教育的作用，通过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强化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让更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职业教育机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杜育红：教育强国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是要对人力资本理念进行重塑。因此，要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就是要强化人力资本的理念，弱化教育作为筛选机制的作用。我国教育实践证明，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矛盾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效果，我们必须改变博弈过程中每个群体选择的行为。促进公平则意味着要建立补偿性的公共教育体系，缩小人力资本的差距。

    谢晨：除了教育内部的政策以外，是否需要其他相关政策加以配合和协调？

    黄斌：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教育发展主要靠公办教育分配教育资源，现在则是家庭和公办教育等同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通过公共教育对教育发展实施一定的干预、进行一些政策制定时，将面临的困难比以往大得多，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相信教育对扶贫与改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近来，我尝试对我国面向贫困家庭实施的义务教育“一补”现金资助进行研究，发现“一补”资助不仅能使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显著提高，同时还对受资助学生的同班同学产生正向外溢效应。从国内外很多的教育政策实践中都可以看到，教育干预在扶贫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

    吴晓刚：从政策角度来说，实现共同富裕，要特别关注家庭教养质量的不平等，除了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外，政策需要对贫困家庭的子女进行干预，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帮助他们。与其后期让落后的孩子通过福利或再分配渠道改善贫富差距，不如在早期通过多种政策进行干预，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共政策干预可以考虑按照由近及远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主体和层次，分别从父母与家庭、学校与社区、国家与地方等层次出台相关政策。

    杜育红：从经济社会发展与不平等的内在机制看，教育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所有样态的教育都可以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生产功能的教育，只有建立了正确质量观的教育，只有对弱势群体给予补偿的教育，只有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相衔接的教育，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

    要使教育充分发挥改善贫富差距的作用，除了教育政策以外，还需要对适应人力资本的制度环境进行重塑。处于百年变局，中国如何处理好人力资本、技术革命与不平等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既关系到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立，也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例如，要让劳动生产率成为决定收入的主要要素，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此外，应从生命周期的整体设计人力资本的投资政策，设计有效的行为激励机制，使公共政策达到良好的效果。

    （本文由曹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