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小院学生学习农机使用。 科技小院举办油菜花文化旅游节。 张福锁院士（中）与团队查看洱海水稻试验田苗情。
均为资料图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中国农业大学200多名师生过着一种与大部分高校师生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离开北京、离开校园，长久地居住在云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村庄里。去年，在云南大理古生村，张福锁的驻村时间超过了280天。

    作为一名从陕西农村长大的科学家，40多年来，张福锁看到农业领域科研与生产需求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民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三个突出问题。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学就成了象牙塔，科技、人才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09年，张福锁和团队在河北省曲周县建立起了第一个科技小院，探索一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新模式，推动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更紧密地结合。

    走在第15个年头，这一点星火已经燎原。

    如今，全国已建立1048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占比83.1%。2020年以来，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入中办、国办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同时，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

    科技小院缘何诞生、如何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今年3月，在云南大理，记者对张福锁院士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张福锁院士的口述。

    “团队一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但咱们父老乡亲谁读英文”

    科技小院是我们2009年在河北曲周开始尝试的，最初的想法是下去看看我们的研究有没有用。

    2008年，我的团队每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也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年有5篇论文发表，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但也是这一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父老乡亲谁读英文？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只是给国家争了点儿光，但老百姓没用上。我提出，能不能下去，看看怎么把我们的研究用起来。

    结果没人愿意去。有人和我说，张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进了北京，这不是又把我“发配”到农村了吗？当时，城镇化速度很快，都在往城里走，我们相当于要逆流而行。后来，我师兄李晓林说，他愿意下去。他是研究微生物的，完全搞的是微观研究，本来应该是做实验室研究的，而且做得也很好，既是全国优秀教师，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结果他说他愿意下去。李晓林是我们的大师兄，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愿意下了。

    但是一下去，我们发现跟老百姓的时间凑不上。当时，我们住在实验站里，等吃完早饭8点“上班”时，地里看不见老百姓。我们问他们怎么不下地，老百姓说太阳没出来时才下地，太阳一高就回家了。我们一商量，说干脆住到村里去。

    李晓林老师酒精过敏，平时一口酒都不喝。到了村里，书记逗他，说只要把两杯白酒喝了，就把一个院子免费给我们住，结果李老师真的给喝完了。我们就这么住了进去了，这一住发现效果特别好。因为你在老百姓中间了，完全是零距离。老百姓有什么事随时都找你，早上在地里看着叶子被虫子咬了，他就摘一片叶子回来，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晚上没事，他们也跑到院子里聊天。我们那个小院后来成了村里面的活动中心。老百姓说，你们搞科技，把科技带到农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我说太好了，这太接地气了。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是在农村生产一线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中国90%多的农民都是小农户，我们要了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要怎么帮他，所以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曲周当地都是小农户、小地块，没有规模化的经营。后来，我们把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这里就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这里规模更大，去地里用腿根本走不了，都得开着拖拉机，机械化程度很高。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批1.0版本的科技小院。我们基本就把粮食生产问题都覆盖解决了。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

    但经过14年的研究，对比这三个地方的种植情况，我们发现，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农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但又比小农户高20%左右。分析这里面的差异，关键在于技术的到位率。

    “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所以知识的传播、实践的示范很重要”

    刚到曲周，我们做了个调查，当地9万多个小农户，10项小麦、玉米的生产关键技术到位率只有18%。这背后有缺少机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不了解，知晓率低。也就是有好的技术，但是农民不知道，也用不上。

    在14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对小农户来说，最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对农场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技术的创新。

    因此，对科技小院而言，培训工作就很重要，知识的传播、实践的示范就很重要。在曲周，科技小院花了4年的时间，把9万多个农户的技术到位率提高到了50%。尽管这个数字还不是很高，但这9万多个农户在曲周都已经是高产户了，如果技术到位率提高到80%，他们就都是中国最好的农民。

    有一年，我们在河北的一个县里做实验推广。我们把“先玉335”这个玉米品种引了进去，带着技术和当地农民一起干。当时这个县的县长是其他单位调来的，对农业不了解，也没有热情。我和他聊这个实验推广很重要，他就和我谈招商引资，把话题带远，不接我的茬儿。我们一直没有说服他。

    结果玉米快成熟时，他不知怎么地跑到乡镇去了，在地头，老百姓把他拉住了，掰下玉米棒子和他讲：“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种子短，人家科技小院玉米棒子的芯很细、种子长，产量肯定高。”县长很感动，当场就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就开了全县的现场会，把农民讲的这个棒子芯粗细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产量怎么样，但会上就要求每个乡镇要搞一个百亩的示范方，在全县推广。4年后，这个县全县的产量提高了30%，农民因为小麦玉米增收能多赚3亿多元。这个县后来成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事实上，农技推广我们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搞不好？关键还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科技小院就是这么做的。前几年，我跟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给老百姓讲两个小时，老百姓只能接受10%的知识，过上一年就忘干净了。如果既给老百姓讲课，还跟着去地里操作，老百姓可以接受百分之四五十的知识。如果跟着老百姓干一个季节，老百姓就全学会了，并且5年以后再去回访，这些老百姓还能与时俱进地把新技术和原来学的技术结合起来，创新性地用在生产体系里面。我们这个文章也发表了，都是定量化的数据。

    后来，我们从粮食作物转到经济作物，小院进入服务产业的2.0版本。因为收益高，老百姓、企业的热情很高，很愿意跟着我们学技术。现在科技小院覆盖了59个产业体系，222种农产品品类，你想吃什么我们都有，而且品质都是最好的。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大理的古生村科技小院做的是乡村振兴3.0版。在这儿，我们希望小院不仅带来单方面的技术，还要带动全区域、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带来整个区域的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改变。

    我经常说，科技小院的核心是“扎下去”。你不下去，一切都等于“0”，下去了以后人就变了，事就能做成。原来你觉得学校学的、做的那些东西没多大用处，但下去以后发现啥都有用，能给农民解决很多问题，农民也很尊重你。我们经常说，师生下去后，农民接受不接受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去多长时间，老百姓能请你吃饭，这也是我们衡量小院学生的一个标准。

    “一定要让学生吃苦，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

    实际上把学生放到农村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烂地方”，怎么在这生活，会想要逃跑，但是他又不能逃。所以斗争之后，学生开始学着克服困难，干很多在家里和学校不会干的事，比如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学着和农民打交道，让农民信任、喜欢，不然你这工作没法干。慢慢地，学生学会了表达，学会了跟人打交道，尤其是训练了自己的吃苦能力和精神。

    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驻扎农村两个月左右，就会发生明显变化，眼睛开始发光了，说话也充满自信。我跟李晓林老师说，这太神奇了，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地方，反而教好学生了。从那儿我们总结出，不能给学生太好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吃苦，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

    农民是高看大学生一眼的，村里面的人一看你是大学生，什么问题都来找你，家里电器坏了也叫你修。我们小院的学生有个规矩，不能和农民说“我不会”，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回复“我给你想办法”，再回来上网查资料或者找老师，最后要拿出一招来。至于这一招管用不管用，那问题都不大，只要你跟农民的互动每次都有反馈，农民就会觉得你真能干、真贴心，至于你解决多少问题，他可能倒不在乎。所以，我们的学生经常受到老乡的鼓励。14年来，还没有出现过来了小院但没转变的学生，最多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