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小院为什么行?
在科技小院,学生也是天天要向老百姓学习的。在科技小院,学生刚下来首先要花20多天做全村调研,家里种什么,多少投入,怎么种的,产量多少,收益多少。这些调研问题能帮你了解农民的技术、家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等你一户一户地调研后,就能掌握这个村的“能人”是谁,就知道村里谁有威信,谁种地种得好,谁是村里的“村霸”。
有些地方种芒果,但我们很多学生都没见过、没吃过,这怎么指导农民?我们的招也很简单,就让学生跟着20个能干的农民去看、去问,把他们的方法记下来,再一平均,就成了学生自己的做法。然后,学生再对这些做法提几个“为什么”,再加点儿自己学过的知识。最后,这个优化过的方案肯定比这20个“能人”的平均水平更高一步。到第二阶段,学生就可以跟农民“打擂台”了,看谁种得好。第一季赢不了,第二季学生肯定干得比农民好。这就给学生很大的自信了,只一两年就成厉害的把式汉了。
然后,我们要求学生做农民培训,这是小院学生最好的成长方式。我们的学生第一次给村民培训,100页幻灯片只讲了20分钟。最后下来问他讲的啥,学生说不知道,腿都在发抖。这是很正常的。等讲上几次,学生就能把20张幻灯片讲上两个小时,差不多一年多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小院给了我们老师一个思考,那就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在于,我们把什么都给学生弄得很好,连答案都想直接告诉他,结果把锻炼的机会全给弄没了,学生反倒成长不起来。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没怎么照料,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了,反而是天天浇水会把苗子淹死,这就是教育的规律。
有一年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了农学专业,招了15个人。他们邀请我做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我就讲了小院的故事。当时,一个老教授就举手了,说:“张教授,我带了一辈子学生,我怎么感觉你的硕士生比我的博士生还厉害。”
后来我想,不是我的硕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厉害,是我的科技小院这个平台比你的实验室厉害,因为在村里,学生既可以向农民学习,也可以向企业的技术人员学习,还能向老师学习,很快就会是个“万金油”。学生在这里掌握的都是实战经验,是综合知识,不那么单一,能解决问题。
我经常说,在学生悟之前,你给他教的东西都是没用的,灌不进去的。悟了以后,再锻炼的能力是他自己想锻炼的能力,也才是真能力、真本事。小院的学生半年到一年就能悟,这是我们小院最有价值的地方。
“通过小院改变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方式,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
小院也改变了我们做科研创新的模式。我们学会了在生产一线、在产业需求里面来做有用的研究。小院做的工作已经在《自然》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了,这太不容易了,如果只在实验室是不一定能做出来的。前面我提过,在曲周,我们带着老百姓做了四五年的技术培训,把技术到位率很大提高了,我们把这个实践写成文章发在了《自然》上,被作为全球样板和典型,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们又要在洱海做一个绿色发展的典型。从全球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要大幅度地发展,但是资源不能再被浪费,环境不能再被污染。中国正处在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能在农业产量进一步提升的同时,减少了投入、污染,那我们就是全世界绿色发展里最好的样板。中国经验对非洲、东南亚甚至发达国家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要进入产业,要进入主战场,你在那儿会有用不完的劲儿、会不断地去创新,不像你在实验室里做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突破,然后越做越没信心。在主战场上,生产实践会天天给你提各种问题,并且对于你的任何尝试和突破,它都会激励你、鼓励你。
我们中国在农业增产技术创新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但现在需要把这些创新真正地带到产业里面去,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全产业链地推进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推动农民生产主体能力的提升,最终真正地让我们的生产能力成为看家本事,而不是在单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文章发得很好,结果我们的产业还落后于人家,或者有些关键地方还受制于人,这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科技小院给我的启示。我很想通过小院改变我们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方式,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
但是,如何评价科技小院的学生和教师是个大问题。开始时,小院学生的开题答辩,老师们给学生的评价都不高,很多人认为没学术价值、没创新性。后来,我们向学校反映,建立起了小院学生自己的评价体系。分开之后,小院学生的表现就非常突出了。现在,学校奖学金、优秀学生评审中,我们小院学生获奖的比例非常高,因为学生既有文章,又有实际工作,还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现在,对学生的评价已经不是问题了。
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解决老师的评价问题。我们也常开玩笑,小院适合50岁以上的老师来做。但其实,小院也有很多的年轻教师,因为现在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过去,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太低,追求文章数量是没办法。但不好的是,这养成了一批人想尽办法追求数量,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文章发,结果“废了自己的武功”,这对他们自己和国家都是个悲哀。这个车要刹住。现在虽然在改,但是真正让大家知道去做有用的研究、做解决问题的研究、做瞄准产业创新的研究,我觉得还需要时间。我们要加大改革,否则的话,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是科技跟产业、农业科研跟农业生产实际、农业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真正的人才需求都存在脱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急需要改革,所以我这几年搞绿色发展,想做多学科交叉、多跟产业结合,解决我们学生知识单一、不能适应社会的问题。我很想改革我们的科研模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学校里面读文献、做实验、发文章。但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除非科研人员认为自己能获诺贝尔奖,学校才会支持他做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到产业、到生产里面,到有需求的地方去解决一个小问题,这样更有用。
14年来,我觉得科技小院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的新路子。如果再谈更大的理想会很难,会涉及很多体系性的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现在我们在小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儿。(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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