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手稿 ▲《青春之歌》手稿 ▲《清江壮歌》手稿 本文配图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落在北京北四环内，这里收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珍贵档案资料。

    文学馆正门一块巨大的石碑影壁上，镌刻着文学大师巴金先生的两段话：

    “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截止到2022年底，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藏资料数量将近90万件。其中，作家手稿3.5万多部，书信4.7万多封，字画3000多幅，作家照片近3万张，作家著作60万册，期刊15万多册。这些档案资料中很大一部分历经岁月沧桑，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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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文学档案资料中，最为宝贵的就是作家手稿。在文学馆收藏的3万多部手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手稿。例如：茅盾的《子夜》，老舍的《四世同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创作的《九歌》，巴金的《寒夜》，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著名红色经典小说，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陆柱国的《上甘岭》；改革开放后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骚动之秋》《战争和人》《少年天子》《沉重的翅膀》等。

    文学作品的产生始于手稿，手稿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祖本”，手稿自创作完成便具有唯一性，因其“唯一”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作家的创作几乎很难一蹴而就，通常需要不断地增添或删改。很多作家喜欢在自己的手稿上进行修改，有的修改是局部的，有的修改则几乎是颠覆性的，而这种修改在出版后的著作中是根本无法看到的，但翻开手稿却可一目了然。

    每当翻开作家手稿，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作家的生命与体温。其书写时的字体造型、笔画线条以及文章段落的章法布局，常常能反映出作家创作时的状态，记录下作家创作中的思路轨迹。手稿中每一处的修改，都能让后人从发生学角度更深切地理解原作。手稿修改前后的差异，往往能够提供字句锤炼的佳例，是修辞学、文章学研究的宝贵素材。手稿见证了作家从作品开始构思到最初的创作，再到不断地修改，直至最后的定稿，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作家在创作中内心情感的变化与文学思路的变迁。

    文学馆常常举办各种主题的手稿展览。除了让观众直观地看到手稿原本外，我们还会为他们讲述手稿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述两个红色经典手稿背后的创作故事，一起来感受作家们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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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之歌》的手稿是女作家杨沫上世纪90年代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该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成长与蜕变的革命文学作品。1950年，杨沫开始构思创作这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那一年，36岁的杨沫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职，那时的她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走入杨沫的脑海。在当时的日记中，杨沫曾写下这些文字：

    “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正因为这些清晰而深刻的记忆，加之难言的病痛使杨沫总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她认为自己应抓紧时间写出一部大部头作品。1951年9月，杨沫在读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深受鼓舞。她决心要把在自己脑海中酝酿已久的书稿写出来。于是，1951年9月25日，杨沫开始动笔，她首先草拟了全书提纲，小说最初起名为《千锤百炼》（后又改为《烧不尽的野火》）。历时一年，1952年杨沫草创完成该稿。后又经过六七次修改，最终于1955年4月底，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1956年春，杨沫把书稿交给自己的老领导秦兆阳，请他审读。没过多久，秦兆阳打来电话，说稿子他已经看过，感觉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当时隶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拿到稿子后非常重视，经过认真审读，认为这部书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表示会尽快安排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联系杨沫，表示小说不用大动，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尽快落实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任大心告诉杨沫6月20日以前务必要将作品改好。杨沫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来研究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杨沫非常高兴，立刻投入修改工作。杨沫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连续修改二十多天，1956年6月20日前，杨沫顺利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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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江壮歌》是今年已经109岁的马识途先生的代表作。该手稿是2000年8月马识途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部小说由马识途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而成，其中的任远便是他本人。该作品的创作源于1960年马识途终于找到了自己失散近20年的女儿吴翠兰。上世纪40年代初，“职业革命家”马识途和妻子刘惠馨在湖北恩施从事革命工作。1941年1月20日，因叛徒告密，妻子和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女儿被捕入狱。当时马识途在外地视察工作，幸免于难。1941年11月17日，妻子刘惠馨在恩施牺牲，自己的女儿下落不明。在得知妻子牺牲、女儿下落不明后，马识途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也一直秘密地找寻自己的女儿。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坚信女儿还活着。1960年4月下旬，已担任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马识途接到湖北省公安厅电报，说已找到他失散近20年的女儿，希望他能立刻前往武汉。抵达武汉后，马识途在查看相关档案和照片后，确认这个名叫吴翠兰的女大学生正是自己与刘惠馨烈士的女儿。4月29日，马识途赶往北京。当晚，在北京工业学院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相见。

    马识途找到失散近20年女儿的消息很快传回四川。等他回到四川后，四川作协主席沙汀等人建议马识途应以找到失散女儿为引子，将自己与刘惠馨、何功伟等烈士在湖北恩施从事地下斗争的传奇故事写下来。除了沙汀等人，马识途的家人与朋友也都鼓励他，把当时地下斗争中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烈士们在监狱中的英勇战斗、慷慨牺牲的经过写下来。在多方的鼓励下，马识途开始了《清江壮歌》的创作。

    1960年夏，马识途开始创作小说《清江壮歌》。当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科委副主任、中科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三个职务，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使得他不可能脱产写作。白天他要正常上班，写作的事只有等到晚上回到家后开夜车来完成。创作期间，马识途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熬到后半夜。有时白天已忙到精疲力尽，回到家一见到摆在桌上的方格稿纸，他的头就痛起来，但他咬牙努力坚持着。那时的他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一起战斗过的烈士，特别是何功伟和刘惠馨常常走进马识途的梦乡，与他谈笑风生。他们要求马识途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要让新中国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过怎样的贡献。如果不写，他们的故事很有可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感情、这种责任催促着马识途，使他下决心即使受讽刺、受批评，也要勇敢地拿起笔写下去。

    成都的夏天晚上蚊子很多，那时成都的房子也没有纱窗，开夜车的马识途常被叮咬得受不了，很是妨碍思路。他的妻子王放为了让丈夫安心创作，特意为他在床上安了一张小桌，挂上电灯，放下蚊帐，让他坐在蚊帐里写作。但是蚊帐里闷热，为了驱热，妻子又为马识途安了一台小电扇，这样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好一点儿的创作环境。不过电扇的质量不好，总是“嗡嗡”地响，十分打扰马识途的创作思路。最后，电扇只得弃之不用。为了帮助马识途更好地创作，妻子不时进帐来给他扇扇子，每过一段时间还来给他茶杯添水，有时还要煮两个荷包蛋来给丈夫提精神。就这样，马识途一连开了180多个夜车，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总算创作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马识途拿去给沙汀审阅，沙汀看后觉得不错，决定在《四川文学》上连载。

    1961年，小说《清江壮歌》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注，尤其是社长兼总编韦君宜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因为她和马识途、刘惠馨烈士当年都是鄂豫皖苏区七里坪党训班的同学，也曾和刘惠馨一起做过地下工作，对于马识途、刘惠馨有着很深的情谊。当她看到马识途写出这部反映我党在恩施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小说后，力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出版该书。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编辑王仰晨前往成都与马识途商谈出版事宜。当商定妥当后，王仰晨作为老编辑也谈了自己和韦君宜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譬如有两章需要砍掉，有两章需要改写，前后应该如何贯通得更好，如何收尾，特别是悲惨牺牲的结尾的调子如何处理，都需要马识途用心斟酌。老上级钱瑛看了《清江壮歌》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以后的修改中，应该加强第一主人公何功伟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