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指向是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有赖于乡村的“在地城镇化”。唯有“在地城镇化”，才留得住人、留得住学校、留得住教育，也才谈得上与乡村“在地城镇化”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基于乡村资源优势和儿童经验特点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具有本土性、全面性、共融性和现代性，而乡村教育的地理空间样态和乡村学校建筑特征所构成的“在地化”，亦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杨小微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衍生概念，乡村振兴具体包括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这五个方面，尽管乡村教育振兴并未被专门列出，实际上这五个方面都离不开教育的振兴。教育振兴的价值指向，无疑是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简单地将乡村现代化理解为乡村向城市现代化看齐或靠近，也不那么偏执地将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解为乡村教育城市化，那就应当树立一种新的乡村振兴观，即乡村的“在地城镇化”，而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则有赖于这种“在地城镇化”。

“在地城镇化”，也称“就地城镇化”，是指某个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在原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就地就近实现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的城镇化模式。有学者认为，“在地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村人口不离开农村，把农村建设成为新型的城镇。也有学者指出，“在地城镇化”是对快速城市化诸多失衡和变异的一种纠正，三个关键词——在地、城、镇分别对应城市与乡村的三个特性——在地性、城市性和二元性的重建与修复。“在地城镇化”既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一种选择路径，也是对城市与乡村发展哲学的一种思考模式。

为什么说乡村教育的现代化有赖于乡村的“在地城镇化”？首先，“去地化”的城镇化导致乡村的“被城市化”和“被现代化”，亟待回归到“在地化”。以往那种“去地化”式的城镇化，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转型推动了农民离土出乡，人不离土的价值观束缚发生了结构性松动，在土地与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被动失地的农民与主动离地的农民共同主导了人地关系的“去地化”过程。对农村或乡村来说，城镇化成了一种放弃自身、奔向城市并被城市改变的“被城镇化”或“被现代化”，因而有必要回归“在地化”（亦即“再地化”），成为一种自主而主动的“在地城镇化”和“在地现代化”。在这个阶段，制度变革引领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乡愁推动城乡文明走向共生，二者助推中国人地关系重塑。

其次，唯有“在地城镇化”，才留得住人（孩子和家长）、留得住学校、留得住教育，也才谈得上乡村教育现代化。当下突出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导致乡村学校学龄人口骤减，小规模学校走向超小规模学校甚至走向消亡。我所考察过的西部乡镇中小学校、村小及教学点，有不少是在以每年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学生的速度锐减，空出大量的校舍，造成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闲置。即使家长无力走进城镇，也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周边的城镇就读。尽管我国城镇化率在2019年只是接近60%，但有学者估计，学龄儿童的城镇化率已然超过80%。在2021年4月于桂林举行的《教育研究》杂志第二届主题为“从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的论坛上，有学者指出，只有振兴乡村产业，提高非农就业和乡村生活质量，吸引村民的回归，乡村教育才有振兴的可能。

最后，乡村教育现代化与乡村“在地城镇化”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关系。乡村“在地城镇化”为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乡村教育现代化又反过来推动乡村“在地城镇化”。具体来说，乡村教育作为育人的事业，既带来乡村文化振兴和人才振兴，又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组织振兴，最终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可以说，乡村教育振兴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问题，既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基于“在地城镇化”的乡村教育现代化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有学者指出，由于城乡学校所依赖的自然禀赋、地方文化、社会传统都是不同的，因此完全可以形成“和而不同”的多样化的现代教育景观。而我们所需要的乡村教育现代化应该就是基于乡村资源优势和儿童经验特点的乡村且现代的教育。也有学者认为，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坚持富有乡土气息的价值立场，要有尊重乡村人才培养全面性的价值态度，追求多元教育共融性发展的价值倾向。还有学者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提出“乡村学校诞生在乡村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处于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这就注定了乡村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个依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并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过程”。“乡村教育的文化自觉要积极寻找现代思想与本土文化对接的思路与可能，实现乡村教育本土与现代的共生。”概言之，基于乡村资源优势和儿童经验特点，具有本土性、全面性、共融性和现代性，是对乡村教育现代化样态的基本刻画。

然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乡村教育地理空间样态和乡村学校建筑特征所构成的“在地化”问题值得一提。事实上，早在城镇化开启之前，乡村学校不仅在目标、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带着明显的“向城性”，而且在物理空间上用围墙区隔了乡邻，致使乡村学校成了乡土中的“孤岛”。快速城镇化进程加剧了地理邻近性的弱化，进而导致了“在地性”的消逝。“在地城镇化”的任务之一是重新构建近邻，以乡土地理为圆心形成城镇化的“在地领域”，同样，乡村学校也亟待恢复与其所处的风土环境的紧密关系。以理想中的“在地现代化”的乡村学校建筑为例，其外形应是“环境友好”的，与乡村景观融为一体；其内部设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儿童友好”的，方便、实用，不会造成碰撞伤害，还便于孩子们自由活动，以及活动之后擦拭。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英国种子馆，其整体设计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开放式城市公园，“种子圣殿”是其主体部分，外部插有6万根透明的长达7.5米的亚克力杆，嵌入了6万粒各色种子，酷似一个巨大的蒲公英，其外形自然通透、“环境友好”，其内涵和构思又极富现代色彩。在笔者与重庆市荣昌区近三年的合作推进教育现代化西部路径的探索中，参与素质教育发展行动的乡镇中心学校，在引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校本课程开发内容的同时，也用“荣昌陶”“夏布”“折扇”等非遗资源扮靓了每一所学校的环境空间，展现了乡村学校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本土文化风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2030年发展目标及推进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