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 看视频 浙江大学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成员参与学校少先队建队仪式 位于湄潭文庙前的浙大西迁办学纪念碑 寻访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会议会址

□ 张纯纯 朱诗琪

西风烈，马蹄声碎。

霜晨月下，红三军团出发了，兵峰直逼遵义的“北大门”——娄山关。娄山关万峰插天，险峻异常，为黔北第一要塞。

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坚决夺取娄山关。这一战，关系到红军再占遵义、回师黔北的谋划，更关系到红军摆脱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大局，这一条生命线必须被打通。

破关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的召开不过一月有余，娄山关大捷是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打的第一次胜仗。

经历生死攸关，伟大的历史转折已然拉开序幕——

雄关漫道，拨正革命航向

青瓦丹柱，灰砖白墙，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沿街而立。

此处正是国民党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老家遵义修建的私邸主楼。身为“房东”，柏辉章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占地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展厅面积超8000平方米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了。

而当年小楼旁边的小槐树，历经80余年时光的浸润，也早已另生新枝，因长势形状似一个大大的“V”字，被亲切地称为“胜利树”。如今，每年有超过400万名的中外游客来到这里参观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地，站在老槐树的身旁，用手指比一个“V”字，与会址合影留念，已经成为他们“打卡”拍照的流行姿势。

顺着这棵枝繁叶茂的“活着的文物”向二楼望去，当年会场里的激烈辩论仿佛穿透历史的尘埃，依旧振聋发聩、清晰可见。

1月中旬的遵义天气寒冷，周恩来特地命人在会议室生起了一盆炭火取暖。在这个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挤满了20个人，一场事关前途命运的讨论即将开始。

在长桌的中央，会议主持者博古在他的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周恩来所作的副报告却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张闻天的“反报告”则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提纲，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更是直指要害，逐条驳斥了博古报告中所列举的种种客观原因，强调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战略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与朱德一样，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这场关于仗要怎么打、路往何方走的讨论从傍晚持续到深夜，一共进行了3天。

这3天，是拨云见日的3天。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这3天，也是生死攸关的3天。一个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决议形成，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年年初，习近平视察贵州时，对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作出进一步深刻阐述：“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时光荏苒，毛泽东专门为纪念馆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6字，在正午的阳光照射下，飞洒遒劲，愈加粲然。

长缨在手，勇驱二万五千里

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标语展区，参观者的脚步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形状各异的木板上，写着字迹不一的标语。因为年代久远，大家凑近了，仔细辨认着，认出来了——

“拥护中国共产党”

“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

这些通俗易懂的标语诞生的背后，是一条来自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命令：“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门板上，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走一路写一路，边作战边扫盲，就这样，在长征途中红军抓住一切机会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宗旨、任务、纪律等。这些承载着长征精神的革命种子也随着红军将士的足迹播撒在了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经过遵义会议和扎西整编，英雄的红军继续上演着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10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

“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红军战士们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正是集结于此。甘肃会宁，古城一角，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静静矗立。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以甘肃会宁县城为中心的地域胜利会师，万里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犹如萦绕于山河间的一条红飘带，锻造着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哪怕风高浪急，共产党人的信仰始终坚如磐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冷静告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而今迈步，新长征奋进正当时

“你看，就是这张照片！”在遵义市湄潭县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里，志愿者讲解员陈秀手指一张照片，难掩激动。这是一张浙大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0周年纪念大会的现场照，照片里许多头发花白的校友正在西迁时的办学点文庙里行跪拜礼。“他们在这里跪拜，并不是信奉宗教，而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来感谢湄潭。”当陈秀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她忍不住落泪。

作为一名浙大求是文化宣讲团成员，“湄潭是浙大人的第二故乡”这句话，陈秀在本科期间喊过无数次。但是当她以一名支教教师的身份真正站在湄潭这片土地上时，“求是路”“可桢路”这些周围随处可见的浙大痕迹都在提醒着她这段历史的非同寻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选择了迁徙办学，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总行程共2600余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的7年时光里，虽条件艰苦，浙大仍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当时的校长竺可桢希望这次搬迁能使大学教育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要求每到一地，师生们都竭尽所能，切实为当地的民众做一些事情。

延续着这份为异乡人民“做一些事情”的情怀，自2007年开始，一届又一届的浙大支教团来到湄潭。去年7月，陈秀所在的浙大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团抵达湄潭。其中连旭、张俊胡杰、吴志浩3人并不是第一次来到湄潭，在大二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他们曾来此进行过短暂的支教活动。吴志浩至今仍记得那时他与班上一名男生的对话。当他与这名男生谈论到关于未来规划的话题，男生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上完初中考高中，考不上就在县城随便找份工作，就跟我爸妈差不多。”

这番对话成了吴志浩再次来到湄潭的初心。“我想要把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展现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到外面看一看，不一定要沿着父母的老路继续走。”在吴志浩看来，教育扶贫最重要的就是先扶好学生的志向，从而真正帮助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出现在湄潭师生的工作与学习中——

近300名“求是强师”走出湄潭，赴杭州中小学进行参观学习。2019年，湄潭中学语文教师李风波走进了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杭十五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让李风波至今印象深刻，从杭十五中带回来的相关学习材料也一直是他的案头之书。“我们要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结合浙大西迁历史，开发我们的校本教材，打造更受学生欢迎的活动！”

“求是之星”林灏涵刚进入湄潭中学时，连学校广场上的竺可桢雕像都还不认识，但现在的她已经对浙大各个名人院士的生平了如指掌，在名人院士征文比赛、故事分享会上大放光彩。“我们班还是李政道院士班级，大家都被李政道院士刻苦钻研、努力拼搏的毅力所打动，决定以他为学习榜样。”在林灏涵看来，浙大西迁精神正在影响着班级里的每一个同学。

通过“百鸟”助学计划，浙大志愿者与湄潭部分高三学生开展为期一年的一对一结对帮扶。“很多志愿者除了提供学科指导，还会在周末打电话与高三学生聊聊心事。湄潭县在2018年脱贫后，学生们的学习环境相对来说有了很大改善，如何让他们有一个更好更大的目标是我们看重的。”连旭曾在大三时报名参加了“百鸟”助学，而现在身为支教团团长，她成了今年“百鸟”计划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