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哥儿两个。伯父一字不识，一辈子务农。父亲有幸于家乡解放前夕(1947年)到山西阳泉做铁路装卸工，上过扫盲班，认识一批铁路经转站名，算是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个识字的人。

母亲心灵手巧，家务事针线活，样样能行。但姥姥家比我家更穷，根本没有识字的机会。也许正因为如此，父母对识文断字的人非常崇拜。尽管先后生了我们兄妹5个(四弟12岁时因意外夭折)，但供我们上学从未含糊过。母亲常说，妈是“睁眼瞎”，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念书。

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村仅百十户人家，没有学校。邻近的村大许多，解放后才有了小学。我的大哥生于1941年，9岁才上小学。高小还要到5华里外的村子去读。高小毕业，随父亲到阳泉，考入市二中。1958年夏，刚满17岁、正读初二的他，毅然投笔从戎。当了5年义务兵后，复员、回乡、当干部，直至在乡人大主任任上退休时，其学历仍是初中肄业。

我的妹妹小时生病，落下后遗症，只上完小学。三弟智商不低，但上小学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上初中又遭遇“文革”，没机会好好念书。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取得大专学历，后顶替父亲进了阳泉站，如今是工会干部。

四兄妹中，最幸运的是我。由小学到高中，总体上算是一帆风顺。但有两件事令人终身难忘：一是1961年春，初三第二学期，饥饿难耐的时候，学校一天只上4节课。即便这样，几乎每天都在减员，眼看着四个班只剩下不足两个班。于是，我也当了“逃兵”。母亲不同意，可我的理由充足：父亲、哥哥不在家，妹妹弟弟小，我得撑起这个家——俨然一份“男子汉宣言”。一周内，班主任钱老师(女)连着两次，步行五六里地来家做工作。许是受了老师的鼓励，这天晚饭后，母亲向我“摊牌”：明天必须给我上学去，家里的事妈顶着。二是1964年高中毕业时，想法很单纯，就是要尝尝考大学的滋味。而现实是，自困难时期开始，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感情变得脆弱，易哭。哥哥当兵返乡不到一年，我要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怕母亲心理上受不了。但母亲却很坦然。她说：你考不上，那没办法；要是考上了，考到哪儿供到哪儿，叫你把学上够，上到头！

什么叫“上够，上到头”，母亲不知道，我也不清楚。上了大学才知道什么硕士、博士等等。然而，大学两年不到，“文革”爆发，在“运动”中熬到毕业，这学终于没能“上够，上到头”。

结婚成家后，上天赐给我两个女儿。姐俩智商尚可，但受教育的环境有别，情况各异。大女儿在小学三年级时由原籍来津插班，毕业时竟考全班第一。只因没有天津户口，不能上重点初中。她很争气，初中三年，学习成绩年年都在年级前十名，初三时获市级三好生称号。大学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超过了我。我参加工作后，读在职研究生。3年下来，我家的第一个硕士产生。

相比姐姐，妹妹算是比较顺利。1985年上小学前夕，市里为照顾知识分子，她们娘儿仨的户口迁津。于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重点校，成绩一直不错，却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她不甘心，大学毕业后，只身去英国读硕士。一年多，顺利毕业。本可以接着读博的，却读了注册会计师。

2007年初冬，大女儿为我们生下个可爱的小外孙。今年，在他一岁半的时候，与友人聊天时，由入幼儿园难说到今后的上学问题。我说了我家的受教育史：从父亲的扫盲班，到二女儿的洋硕士，遗憾没有博士，还没有“上到头”。朋友说，这小外孙将来一定是博士！我说，那敢情好，只是眼下……朋友说，眼下是未来博士！未来——博士，未来博士，一句话，高兴得我一夜没睡好觉——瞧我这点出息！

仇润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