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 朗 1951年出生，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美食家。1982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经济日报》工作，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著有《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与两个妹妹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汪 朝 1954年出生，汪曾祺之女，新华社中国图片社编辑，已退休。曾选编《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汪曾祺书画集》，参与写作《老头儿汪曾祺》等。

 张嘉

汪曾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这是外界给予汪曾祺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和评价，可是在儿子汪朗和女儿汪朝心目中，他们的父亲就是一位对孩子宠溺得没有原则的普通父亲，以至于他家 没大没小 ，就连孙女也可以喊汪曾祺 老头儿 。

3月11日，汪朗和汪朝做客 青睐 讲座，述忆父亲汪曾祺。两人提前半小时就来到北京青年报社，两位随和的老人毫无架子，充满朝气，汪朗更是经常边说边笑，朗朗开怀的样子极具感染力。

面对读者，两位老师就像是跟亲朋好友聊天，对父亲没有拔高没有隐瞒，那份坦诚让人感动，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更是 复活 了历史场景，极具画面感。人们像是看电影一样了解到汪曾祺一家人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羡慕这家人的平和随意。

近百位读者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会爆发出笑声，待两个小时的活动结束后，汪朗在给 青睐 的留言簿上打趣写道： 瞎白话一场，希望读者还能忍受。 而在没听够的读者看来，这种带有人文情怀的讲座太稀有了，尤其是这种情意盈盈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故事，既有雅趣，又堪回味，如同是汪曾祺笔下的那些菜肴，弥漫着生活的香气。

为人平和 对孩子更是宠得没有原则

虽然作为一代大师，汪曾祺有文学家、美食家、画家等等一大串 高帽子 ，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就是个普通父亲，汪朗笑说： 在我家什么也不是。 汪朗说父亲十分平和，尤其是晚年之后，经历的事情多了，一切都看得开看得淡，所以，基本上没有大喜大悲和感情外露的时候。

因为父亲很少发脾气，所以在家就 受欺负 ，汪朗笑说全家人都叫他 老头儿 ： 开始是我妈这么喊他，后来我们也没大没小，跟着我妈这么叫，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也这么叫，他听了都乐呵呵的，在我家是 母道尊严 ，没有 父道尊严 和 爷道尊严 。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乡时，汪朗刚上小学一年级，拼音字母还没学完整，待学会后用拼音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汪曾祺没学过拼音，但是为了给孩子回信，自己现学了拼音，对孩子充满了爱护之情。

汪朝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汪曾祺去劳改时，她才3岁，等回来时已经六七岁了，汪朝说： 他对我们有亏欠之意，可是哥哥姐姐大了，就算被他宠着也不一定领情，所以他就把对三个孩子的亏欠都弥补在我身上，对我很宠，我都六七岁了，还爱背着我，他有点儿驼背，就那样还背着我走在大马路上。

汪朝说自己小时候出去玩，有时上同学家很晚才回来，那时也没有电话、手机， 他在家里等着着急，可是我回来后，他一句重话也没有，问我怎么这么晚回来，我说去同学家了，他就不吭声了。我跟孙女说： 我的爸爸没有给我看过一次脸色。 孙女听后傻了，然后她说： 我也想要这样一个爸爸。 因为她的爸爸妈妈脾气不好。

父亲汪曾祺对孩子的好，汪朗和汪朝异口同声地说简直是到了 没有原则 的程度。在工厂上班时，汪朝曾经上三班倒，下了夜班睡不着觉，脾气很暴躁， 我爸想来我屋写东西，我就跟他发脾气说影响我睡觉，我下中班回家很晚，他都已经躺下了，还会起来给我做夜宵，然后再回去睡。我有时候上中班不想起床，他就说： 要不我给你端床上吃？ 我妈一听就火了： 在床上吃，像什么样子！ 我爸吓得不敢说话了。

母亲生病后， 管家 一职就交给了汪朝，一次要给姑姑汇钱，她跟父亲说 寄1000吧 ，汪朝说： 那时是1996年，我觉得1000不少了，他听了也不吭声，后来悄悄跟我姐说他想寄3000。那些钱都是他自己的钱，而且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大家都尊称他为汪老，出去前呼后拥的，可是他在家还这样，都不好意思跟我当面说想寄3000。

汪曾祺的这份平和，不只是对几个子女，汪朝说他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孩子、保姆，还是别的什么人，他都没有高低贵贱一视同仁，所以汪朗汪朝的朋友、同学们都喜欢去他家玩，说到这里，汪朝叹了口气： 他真是个好老头儿。

孙女外孙女 嫌弃 爷爷写文章没词

父亲汪曾祺在外面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可是汪朗笑说，在家里家人总是 打击 他，就连孙女都这样。

汪曾祺喜欢画画，有时候自己也挺得意，可是有一次，尚年幼的孙女和外孙女批评他， 画的什么呀，荷花下面没水，旁边还空一大块地方。 两个孩子商量给他补一补，于是开始胡乱抹，又是添荷花又是添水，汪朗笑说： 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这幅祖孙合作的画现在还在 。

汪朗说女儿上小学四五年级时，批评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因为 没词 ，那时候的小学作文都要写些华丽辞藻，老师会在这些词上画圈圈以表扬， 我女儿听说爷爷是大作家，就去翻，结果翻来翻去没找到一个好词，都是大白话。她表妹听了在旁边拖着长腔帮腔， 就是，而且前面说了这个事，后面就不知道撤哪去了，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在老师那最多算二类文。 老头儿听了高兴，说： 说得好，就是没词。 他乐颠颠走了，觉得这是他特点，孩子看出来了，挺高兴。

不过，平和的汪曾祺也是有脾气的人，汪朗讲述说老头儿年轻时也很狂。在昆明上大学时，一次在饭馆吃饭，他觉得旁边一个陌生人庸俗不顺眼，就始终翻白眼盯着人家， 人家受不了，你这么看我干吗？有本事出去一对一！后来出去没有，老头儿没说。

汪朗和汪朝笑说，老头儿晚年后对什么事都不生气，但唯有一件事，一定会让他生气，就是他们的妈妈吃饭时不着急上桌。

汪曾祺负责的 家务 就是做饭，他从买菜就开始操持，每顿饭荤素搭配，很是上心， 我妈虽然有几道拿手菜，但是基本没做过饭，不做饭就不知道做饭人的辛苦，而且中餐需要温度，我妈吃饭时其实也没事干，但是她总是躺在床上看报纸，脚还翘得高高的，老头儿喊一次两次吃饭了，还不上桌，第三次就火了。我妈还爱说些闲话，比如说： 这些食材都哪来的呀？ 老头儿就说： 垃圾箱里捡的，地沟里掏的，爱吃不吃！ 看老头儿不高兴，我妈就咯咯乐。 说到这里，汪朗笑说那时还觉得爸妈有趣跟着笑，没想到现在 历史重演 ，在家中他负责做饭，夫人也是一到吃饭总有事，不是这抹抹就是那擦擦，不按时上桌， 有时气得我想把盘子卒瓦了，转念一想我家老头儿都按捺那么多年了。 说到这里，汪朗向读者开玩笑说： 所以啊，在家不做饭的那位注意了，一定要按时上桌，这是维护家庭和睦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高兴汉堡被改成面包

新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有400万字，三分之二多是汪曾祺60岁以后写的，老人77岁离世，中间还有几年身体不太好，爱画画的他还留下了好几百张画，送出去的又不知道多少张，所以，这样一笔账算下来，汪朗和汪朝都惊叹于父亲是怎么做到这么高效率的： 没觉得他那么勤奋啊。 汪朗说每天看老头儿也没干什么，吃完早饭发会儿呆，写俩小时，就接着做中午饭，然后睡午觉，起来画画 ， 看他挺舒服清闲的，偶尔还去参加个活动，赶个饭局，不知道他怎么写了这么多。

究其原因，汪朗觉得可能是父亲的作品没有废品，而且通常不用改。但是这不意味着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标准不严格，相反，在这方面，老头儿表现得有些固执，好就是好，不好不能说好，汪朗说： 就像他说有的人 不是嗑这棵树的虫 ，我们几个孩子也都有自知之明，没有搞文学创作的，不敢碰。

汪曾祺写过篇短小说《陈小手》，讲述一个妇科男大夫水平特高，接生婆解决不了的他都能解决，文中写道再复杂的问题，凭借他的手，都能怎样怎样。老头儿写完后给家里人看，结果被提了意见，汪朗回忆说： 我妈在新华社做医学报道，看了就说： 你这写的不科学，没听说光靠手不借助仪器就行的。 老头儿没办法在文章中加了一句 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 ，加进了括弧里，现在这句话也有。

汪朗说，老头儿大多时候是固执的，能够接受意见修改的时候并不多。作家林斤澜就笑说汪曾祺给他提的修改建议，他都听了，可是反过来，他提的意见，汪曾祺一次也没听过。

一度反右题材很多，很多作品写得特别惨，汪曾祺写了一篇《寂寞与温暖》，写一个技术员当了右派，处处得到别人的关心体贴爱护，感觉比过去日子还好。 家里人一看不行啊，这个调儿不一样，别人都死去活来，你还温暖，结果老头儿改了六遍，还是那调儿，其他作品他一遍就成，这篇是六稿，但是和第一稿差不多，因为他不愿意改，他是有意美化生活，鼓励你继续生活下去，而不是凄惨的一面，这是他基本的创作原则 。

汪曾祺1982年写了篇《说短》，里面提到了汉堡包，可是1982年北京还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编辑就改成了面包，汪朗说： 老头儿这通叨叨，因为汉堡包和面包完全不一样，汉堡包有肉多好吃，面包吃着多干啊，而且他就是要用当时少见的汉堡包带出那种时尚感，后来出集子，他又改回来了。这次出《汪曾祺全集》，都是以初刊本做依据，所以又改成了面包，我一看不行，里面有这么段故事，就又改回了汉堡包。

《黄油烙饼》里，有人建议他把吃饭改成会餐，老头儿也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以七八岁孩子的视角写的，那时的孩子心里没有 会餐 这词，就是吃饭。所以，在汪朗看来，虽然汪曾祺的文章表面看来 没词 ，但实际上每个遣词造句，他都自有用意，不会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