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科学课的老师来说，拥有理科的专业背景在教学中会轻松一点，但如果做不到，也起码能够做到稳得住，不能老换。”刘恩山说，“这是我对小学科学师资首要的建议。”

1981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原本希望做科研，但出于学校需要，就留下来做了教师。当时国内生物学教育刚刚起步，是个非常弱势的学科，他到教研室报到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一位老先生。

“他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能不能稳得住？’”刘恩山当时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36年过去了，他依然坐在那一间教研室里。

在曾宝俊看来，师资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层面出政策，他建议科学教师中专职教师的比例不能低于60~70%，另外科学教师本身的职称评定不能设限。“很多人不愿意做科学老师是因为难评职称。”

除了师资问题，科学教育的设备不足以及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状况也格外突出。刘恩山在课程标准后期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发现西部一些地区尚且不具备开设科学课的条件，而一些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型城市的科学教师，已经能够带着学生用小型加工设备材料组装玩具飞机大炮，让他们拿上父母的照相机、望远镜去山上看星星。

“科学教育需要加强教材的开发研究，这里的教材不仅指文本，也包括实验器材。科学课的实验器材就像美术课的颜料、音乐课的琴，没有这些，老师怎么上课？”曾宝俊说，“并且这些也应该由国家来买单，而不仅仅是帮忙订购一本教材。”

就在科学课回归一年级的同时，由几位科学家创办的科学类自媒体《知识分子》推出了一个面向小学生的课外教育产品，邀请科学家为孩子讲科学。《知识分子》联合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解释，中国很多家长让孩子学艺术、学体育，但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学这些。其实，在这些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除了收获知识、技能，培养了有益的价值观，还提升了修养。科学不仅仅是指我们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也不仅仅是那些实验技能，以及科学思维方式、批判精神、方法论。“更重要的是，科学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的一种修养。”

如今，科学课回归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到了尾声，曾宝俊打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组织“考试”。他让每个学生自己在纸上写下问题，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一个盒子里，学生们随机抽取。如果抽到做实验的题目，就当场做给全班同学看。

“这不是一种被动的测试，而是一个主动的游戏，一场孩子们之间智力的较量。”曾宝俊说，“考查的不仅是他们对材料的操作和工具的使用、如何进行科学记录、探究的深入性和持久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罗星凯一直不太喜欢“复制”这个词。多年来，他经常被问到“科学课应该怎么教”这类问题，但始终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他相信真正的科学课是探究式的、充满未知的。

“如果以标准答案为核心的话，就不叫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