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我：“美国讲究快乐教育、素质教育，那里的高中生不用参加高考，是不是特别轻松？”

确实，美国中小学不搞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学生的作业量平均看确实没有中国多。特别是高中阶段，一方面学生不用参加统一的高考，不用拿最后一整年来备考。另一方面，美国高中实行选课制，同一年级的学生可以选难度不同的课程。这样，那些把目标定位在本地竞争不激烈的大学或是社区大学，甚至根本不想上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最后一年自然很轻松。

我现在的中文课上有一个毕业年级的男生，我问他最后一个学期选了哪些课，他告诉我除了语言课(英语)、数学课和中文课，他还在上戏剧表演课、音乐课、图像编辑课和营养学课。这后面几门课在高中的课程里难度低，所以学分也低。他申请的大学只要ACT考试成绩达到23分(满分36分)就会被录取，这成绩对于大部分华人孩子来说，在初中就能达到。因为升学压力小，功课容易，所以这个男生的高中最后一年可以说过得轻松加愉快。

然而，轻松度过美国高中生活的只是一部分学生，对于那些早早把目标设定在竞争力强的大学的学生们来说，高中学习的难度和强度一点都不小。即使最后一年在大学申请结束后他们也很自律，丝毫不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们不仅继续做各种课外活动(包括社团义工等)、保持好的成绩记录，还会选择到附近的大学去修课。女儿高中的最后一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先来交代一下高中生“上大学课”的背景。在美国，很多高中的12年级学生都有机会到大学去选课，女儿的学校对口的大学是我们的州立大学。那么什么样的学生可以去呢？根据女儿的介绍，GPA要达到一定的标准，SAT要高于州大录取的平均分，所选课程是高中没有提供的。符合这些条件的学生由学区支付学费和书本费，学生不必付任何费用。这无疑是美国高中教育中的一个亮点。

去州立大学是女儿上高中后就已经有的计划了，我也一直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到了11年级的夏天，女儿开始动“真格”计划选课时，我却打退堂鼓了。我的考虑一方面是女儿每天要大学高中两边跑，交通不方便，另一方面我希望女儿最后一年不要压力太大、太累，因为她在高中还要上三门课，其中两门是AP课。我对女儿说：“上半年你要花很多时间准备申请大学的材料，下半年我希望你和其他senior(毕业生)一样，能放松地享受高中最后的时光。”

我当时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女儿在高中前三年所有的成绩都是A和A+，可是我们的州立大学是公立大学中排在前20名的，很多课不是那么容易得好成绩的，肯定不如高中12年级的课好混。我提醒女儿，如果得一个B，那么毕业的时候你就不是All A’s(全A)学生了。

All A’s是美国高中毕业时的一个荣誉，必须四年里各门功课都是A的学生才能得到。女儿说：“我们学校没有我想学的有难度的课了，我不想为了全A降低自己最后一年的学业水平。再说，大学里有好多课都是我盼了好久的了，我舍不得放弃。”

女儿是个有主见的孩子，既然我找不到充分的理由说服她，就只能全力支持她。关于交通，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公交车，只有大学到高中之间有，所以每天早上我开车送她到大学上课，中午她自己坐公交车回高中接着上课。

女儿是个非常独立的孩子，我早已习惯了她独自安排自己的事情。十二年级开学的一天，早上我送她去州大报名。事先我问她要不要爸爸妈妈陪着，她说不要。到了那里，她下车自己走进了大楼。我开车离开时才发现几乎所有的高中生都是父母或是哥哥姐姐陪同来的。

当天下午，女儿回来时向我展示她的大学学生证，她很兴奋地说：“我现在算是个大学生了！”女儿说她的好几同学还在像挑选商品一样犹豫不决确定不了要选什么课，可是因为她早已做了充分研究，锁定了目标，所以她选的课都注册上了。

到了八月下旬，女儿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那一年里，女儿在上下两个学期里各选了三门课。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学)是女儿的最爱。至今我还记得暑假里我劝女儿少选课时，她说：“妈，我必须选这门。我盼这门课都盼了一辈子了！”看我在那儿乐她才意识到自己用错词了，“可是我真是盼了好久了。”女儿是从上AP US History(美国历史)、AP Government(政府)课上开始喜欢上政治学的，尽管在高中的课上她是最活跃、爱发言的学生，可是大学的课一开始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头几堂课下来女儿惶恐地对我说：“老师和同学讨论用的很多词都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也难怪，这门课上只有她一个高中生，好些学生都是大学二三年级的。

不过我了解女儿要强的个性，文科又是她的强项，所以我并不担心。我只是鼓励她多发言，多参加讨论。后来每次她上完这堂课我就会问她：“你今天有没有发言？”很快女儿就在课堂上如鱼得水了。到了第二个学期，她选了政治学里的另一门课。上一门课是助教教上课，这门是一位教授亲自教的，是给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选课前女儿在大学的网站上看到学生评价这个教授给分非常严格，尽管如此，因为喜欢这门课的内容，女儿还是选了。女儿感觉这门的难度明显比上一门高，三篇大的论文是决定最后分数的关键。其中第一篇，全班二十多人中只有三个得A，女儿是其中的一个，受到了教授的夸奖。这门课女儿虽然付出很多辛苦，却乐在其中，下午回到高中时，她的老师们常常找她聊天，让她分享在大学课上学到的内容。

学跳舞是女儿长久以来的梦想。这是她的一个梦，在她童年的时候我没能给她。记得来美国的头两年，经济拮据，我只能让她学钢琴和滑冰。后来条件好了，她也大了忙了，就再无暇顾及了。上高中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女儿开始迷上了跳舞，常常自己对着电脑里找到的视频在地下室里跳上一阵，为此她爸爸还给她安了一面墙的镜子。

在最紧张的高中学习阶段结束，大学生活开始前，她想自己补上跳舞这一课。第一学期她在大学选了入门级的爵士舞课。她以为作为非专业的一门课应该不难，不过她轻敌了。第一堂课回来她沮丧地说：“老师让大家介绍自己，他们都说自己是从几岁开始学舞蹈的，自己参加过哪个dance club(跳舞俱乐部)，只有我是从来没学过的。”我说：“没事的，你就想，反正我在这个班是最差的了，我学到一点就进步一点。”我又说：“你不是总说上大学后要参加dance club(跳舞俱乐部)吗？学过这一年，到了大学，别人再说学过多少年舞蹈时，你也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在大学上过舞蹈课的’。”女儿被我这么一说逗乐了。

尽管每次跳舞课回来女儿都会说别人跳得如何好，她跳得如何差，可是她坚持下来了。到了下学期，高一级的舞蹈课只有在晚上才有，这就意味着每周有两天她上午从大学回到高中，傍晚又要从高中坐公交车回到大学上课，我让她放弃，可是她宁愿多奔波也舍不得放弃。

女儿是个认真的孩子，从不轻易缺课。二月的一天下午，她从高中往汽车站走正赶上暴风雪，温度降到摄氏零下20多度，平时走十五分钟的路，下面只穿一条牛仔裤的女儿顶风冒雪走了半个小时。后来我在她的Facebook上看到她边走边给自己拍的一张照片，真是心疼！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跳舞课因为是非专业课，所以分数里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学生在课上的态度和参与程度。不过在4月份老师要求学生去看一场表演，然后写一篇作业，女儿写完了，可是那几天因为外出参观大学的事让她忙晕头了，把交作业的最后期限错过了。女儿伤心地说：“老师说过无论什么原因，过了规定日期她就不会收。这个作业占的分数非常高。”我说：“你给老师发个email，好好解释一下，告诉老师你最近的情况，毕竟班上只有你一个人是高中生。”女儿说：“没有用的，老师说过的。”我说：“你就试一下嘛，不行咱们就接受，分低了没关系。”女儿勉强同意试试。结果第二天她高兴地告诉我，老师接受了作业，还安慰她说非常理解她现在的情况。

题外话：借着这件事，我告诉女儿，今后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危机”或是其它不利于自己的事情，不要轻易地被动接受或是放弃，要主动与人沟通，尽力去化解。因为妈妈的建议奏效了，所以女儿也愿意听我这番“大道理”。

其实我并不是在教女儿如何推卸责任和取巧。在她小的时候，我对她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她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女儿这么多年来对自己要求很高并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所以我从不用去操心和担心她的学业。现在，在她开始步入成人的世界时，我希望她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学会主动、灵活、变通地处理问题，积极地去化解不利于自己的境遇。在自己努力争取之后，如果还是改变不了结果，那就去坦然接受。现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在人为”是她该学会的处事之道。

那一年女儿在上学期还学了一门统计课，学得很顺利，因此对统计很感兴趣。上大学后，尽管没有选统计专业，她还是又学了一门专业课，并被教授聘为“拿工资”的助理，还代表学校外出参加统计方面的比赛。

到了下学期，她学了一门生物课，是关于基因的。因为高中阶段她课余时间一直坚持在医院的实验室做研究，所以她凭着喜欢和热情选了这门课。哪知这是一门专业课，班上同学都是高年级的学生，又是只有她一个高中生。这门课女儿学得最辛苦，她要额外恶补很多从没学过的知识。几次小考她的成绩都不理想，她曾忧心忡忡地说：“我弄不好最后的成绩要得C的。”女儿在最后几周常常熬夜复习，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门的期末总成绩她得了B+，这个高中生涯中唯一不是A的成绩，却让她开心极了。

我曾问过女儿，在大学上课，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哪些收获？

女儿觉得接触到很多比自己成熟的大学生，置身在一群与高中生完全不同的人群中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她从开始怯生生地不敢发言，到后来与大学生们讨论问题，合作做project，自信地成为其中一员，可以说女儿在大学里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成长机会。

女儿还对不同类型课程(如大班课、小班课、助教课、教授课)的优缺点有了亲身的体会，这些第一手的体验也对她后来选择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