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川首次大规模启动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计划用5年时间，联合各地文物部门，对四川现存清代(含)以前的古代石刻文字遗存进行梳理，形成20余万张石刻文字拓片。浩瀚工程的背后，主导者是一位独臂学人，35岁的赵宠亮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他想要救出那些长久静默、遗失在野外的古代石刻。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散落各处的古代石刻有5万处。这些由两汉三国，经唐宋，至元明清，跨越2000余年的文字被镌刻在佛院经窟、悬崖峭壁、墓葬石碑、古代建筑上，为后人研究巴蜀地方史、政治史、经济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石刻文字正以每年几十上百处的速度减少，被破坏甚至消失，亟待开展抢救式保存。

为主导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史料拯救工作，独臂学者赵宠亮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在决定考研时，他提前联系导师，确定老师不介意收下失去右臂的学生。在将赵宠亮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时，主管单位也向相关部门再三确认招聘信息。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面对不断减少的古代石刻文字，他只希望自己的团队再快点，“给古代石刻文字安个家”。

相较于对出土文物、文献的发掘，赵宠亮从事的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是一项更难引发外界关注的“冷门”事业。但“史学便是史料学”，石刻堪称第一手历史资料，任何历史研究的推进都少不了这一基础史料的累积。这些记录着历史细节的史料少一点，就会让后人对历史现场的“复原”少了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工作平淡、艰苦，但必须要有人坚守。

在学术研究领域，像赵宠亮这样坚守在史料搜集和调查一线，甘愿坐冷板凳，拥有把历史文化保存视为使命的学人自觉，从最基础的保护工作做起的学人精神，更是务实学术风格的示范。一些重大的历史发现总是能够吸引关注，也能给研究者带来光环。但任何历史研究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无数像赵宠亮这样扎根基层的学者的默默付出。在当前一些浮躁、功利化色彩的学术失范的映衬之下，赵宠亮对学术研究的沉浸，是正向的学术精神的标注。

此外，注重对散落在民间和各式载体上的古代石刻文字的调查与整理，也是一种提醒。因为，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不少历史阶段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在当前都显得越发重要。这些基础工作的价值，需要得到更深刻的体认，同时也急需更多像赵宠亮这样的学人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投入到抢救行动中。

这个月，我们迎来了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不少西南联大时期的著名教授曾主导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为中国现代考古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今天，像赵宠亮这样的青年学人坚守在文物保护与考古的一线，当能告慰学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