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阳光隔着窗，洒在他身前的茶几上。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

“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阙《满江红》。

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三校南行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说到这里，张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

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标准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个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