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吉吉，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

山城回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潘际銮拿起笔，随手在一张报纸上画了起来，画的是记忆中那些茶棚的样子。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能“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名姓，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这个学号，也印在潘际銮的学生注册卡片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当年16岁的他脸颊饱满，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似是回忆母校，也似是回忆自己的青春。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

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妆，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待了她。这使得张曼菱知道，对方是多么重视与她的这次见面。

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又谈起在台湾的生活。话里话外，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离开时，老人站在窗边，隔着栅栏，远远地目送她。

当时，张曼菱心中隐隐就有预感，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