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8年，34万字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从事对外传播媒体工作时期，对当代中国留学生新闻、数据和历史资料进行传播、梳理和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上编和下编。

书的上编多侧面描写了“文革”结束，我国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时，作出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过程；描写了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公开选拔考试和遴选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篇，选在1978年6月，邓小平在拍板决定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和招生之后，走出了旨在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1978年9月15日，在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举行了出国留学生公开选拔外语考试，共有14717人报名，实际参试12083人。达到录取线3327人，大致达到“今年派遣3000人”的指标。

但当年已经来不及将他们全部派遣出国了。根据“优中选优”原则，从考试达标者中选拔出50人，加上北京大学2名破格提拔的数学副教授，总共52人，于1978年12月26日向美国派出。

这部“留学改变人生”的书，就是在追踪这52人的基础上，逐渐深化研究后写成的。重点在于解析，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怎样作出和落实？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如何选拔？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留学和归国有哪些经历？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1979年1月1日是新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日子，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正式开馆，刚刚来到这里的中国首批访问学者52人参加开馆仪式。他们身后，数百万人之巨的留学大潮悄然涌动，即将高涨。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超过400万人。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的记录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近40年走出了如此众多的留学生。

无疑，那52人是这一波留学大潮中的领航者，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坐标。他们的航程值得记录。

我为什么关注他们，还有一点自身原因。我本人就是改革开放岁月中国留学潮中的一个水滴，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在这之前20年，我经历了“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如果说那是“土插队”，而留学可视为“洋插队”的话，我都经历了。两相比较，引发了无穷思考，心灵震撼。

留学岁月里有许多故事，由此我非常想知道，在我之前10年，初到美国的兄长们各有什么样的经历？

2009年，恰值这52名访问学者奔赴美国留学生活30年。后来，其中的7人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多人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凡在大学任教或从事科究者，全都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由此充分表明，30年前对他们的选拔是成功的，我建议对他们开展系列专访。

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批准，分管具体工作的原副总编辑王谨支持，这项对52名“领航”学者的系列专访随即开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学子》版总共刊出39篇专访和专文，占总人数的75%。此外又获得了4人的基本材料，达总人数的80.76%。

这些专访材料十分宝贵，但毕竟是分散的，需要综合研究。在组织专访同时，我本人开始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留学史。

这项研究在这批专访刊登结束之后又持续了6年，终于形成现在奉献给读者的《1978：留学改变人生》，它通过事例来阐述：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尤其对于一个志在攀登世界文明和科学高峰，与世界进步潮流融合的国家和时代来说，留学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环节中不可缺少的。

留学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远超越语言范畴。一个国家输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相当数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国留学生和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这个民族的视野就会受到局限，这个民族的语言会因此而缺少新鲜词汇，这个民族的思维会因此而缺乏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和回归国，都是值得载入国家历史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今天中国留学生的总体构成，他们的国外生活方式乃至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看来，认准前人设立的航标，辨识前人走过的路，是极有意义的。这也是我当年组织系列专访和此后从事研究，最后形成这部书的初衷。

希望有志于留学或已经在留学中的青年，以及所有关心着中国留学事业的人们，能够注意到这部书，吸取前人的经验教益，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来。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06月12日第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