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曝光，江苏省常熟市一些服装加工作坊涉嫌雇用童工。事件撕开了社会的一道伤口。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未满16周岁、本应在课堂上读书、无忧无虑地度过青春时光的孩子，站到了机器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们及其家庭是被欺骗还是主动作出的选择？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此次事件中部分“童工”的家乡贵州省安顺市进行探访。

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

安顺市毗邻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是我国最早确定的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市内有驰名中外的黄果树、龙宫两个国家首批5A级旅游区，拥有“中国瀑乡”“屯堡文化之乡”“蜡染之乡”“西部之秀”等美誉。

安顺是世界上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集中地区，海拔1300多米的十二茅坡就位于这片风景如画的土地上。

当地人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十二茅坡曾是军马场的分部之一，为部队繁殖养育军马。上世纪70年代军马场被撤，十二茅坡的农业开始兴起，出现了一些致力于白芨、石斛等中药材产业的公司，还有从事禽业的公司，漫山遍野种植了茶树和烟叶。

这片地广人稀的前军马场上，“原住民”并不多。如同工地附近经常出现打工族聚居区一样，随着各种企业的兴盛，十二茅坡也开始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人前来淘金。

外乡人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下破败不堪的房屋，自此驻留。

杨某朋是此次媒体曝光后官方解救出的“童工”之一。此前，他就随着奶奶王某英一起生活在十二茅坡某间破旧的房屋里。

记者费尽周折找到王某英时，她正在成片茶山中的茶树丛间，蜷伏着身体，扒开茶树枝丫，在茶树的根部小心而费力地挖掘虫草。

“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寻找虫草。”她拿掉头顶的茶树枝说，因为大量的采掘，虫草已经难以找寻。

“这里的虫草没有西藏的那么值钱。”她说，为了找寻到收购价为每根1.5元的虫草，需要运气，更需要劳作，“弯着腰挖半天，累得腰酸背疼”，每天能挖出三五十根，她就非常满意了。

此前，老人一家居住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本寨乡。寨子曾被火烧了3次，“没法住了”。于是，2011年，他们迁徙到十二茅坡。

购置“新家”花费了3万多元，几年前，老人的丈夫去世，买墓地、安葬也花了不少钱，家里由此欠下了债务。

迫于经济压力，老人的独子杨某海——“童工”杨某朋的父亲——和妻子去福建等地打工，砍毛竹。“很劳累的体力活，下雨天还做不了，收入低，每年给家里的钱也不多，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大事才回来。”王某英说。

在“童工”杨某朋外出打工前，65岁的王某英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妹妹留守，艰难地一起生活。

老人说，家里一方面希望孩子多读书，“长大了成才”，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承受着经济上的压力，杨某朋此前在邻近的鸡场中学念初一，“喜欢玩手机，管不了，孩子自己也不想读了”。

今年春节，也就是15岁的杨某朋念完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后，一个“老板”来到他们家门口，向大人表示可以带孩子出门去打工赚钱。

根据老人和当地民众的描述，眼看着老家和“新家”周围的年轻人都出远门去打工，长辈们似乎已经确认了“年轻人就该出去打工”的铁律，年轻人“不读书就打工”俨然成为无需讨论的固定模式，没有其他选择。至于什么年龄才能外出打工、“童工”是否违法等问题，他们并不太懂，也不在意。

家长和孩子都有这样的认识，就很容易和前来招工的“老板”达成共识。

当时，“招工”很快就完成了。大人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孩子的起居生活有没有着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没有谁能管教孩子让他不要学坏。对此，“老板”说，有老板管着，没事的。

大人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工资。双方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将孩子和钱一并送回来。

关于工资的数额，低收入的乡亲们很容易满足，往往是“老板”报出一个价格，父母感觉“大体差不多”就成交了。

就这样，今年农历正月，在邻居眼中“有点叛逆”的杨某朋被父母交给“老板”，“老板”承诺保证孩子的安全。随后，杨某朋便和后来出现在新闻里的“童工”一道坐车去了厂里。

王某英和他的儿子儿媳并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之所以能产生信任，是因为有一个当地的成年人曾在“老板”那里干过两年，认识对方，“知道是做活的，不是做坏事的”。

至于孩子到“老板”的工厂每天干什么活、有没有任务、工作的时间有没有上限等问题，“什么都没说。”老人摇摇头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孙子学习成绩不算好，自己也不想读书，“不怎么服管教，让他出去吃点苦，懂得生活的辛苦以后，再看他愿不愿继续读书。”

这是杨某朋第一次外出打工，老人说，家里不指望他挣多少钱。

杨某朋到了工厂后，曾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没寄过钱。他在电话中告诉老人，“别担心，吃的穿的都有，住的也不错”。

老人带着他的两个分别念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妹妹，继续在十二茅坡留守。

杨某朋的离开，并未显著减轻一家人的生活压力，老人仍然过得非常拮据，盼望着能在抚养两个孙女长大的间隙，能有点零工做。

但这个65岁的老奶奶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力，除了采茶，其他每天能挣几十元不等的工作都不要她。

相比未来的规划，生活的艰辛迫使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更重视当下怎样能活得更好。就这样，少年杨某朋离开十二茅坡，成为一名“童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了任何电器。

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得更多。

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奖状，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头疼，还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

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

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话，如果家里打来电话，也需要打通别人的手机后，约定一个时间再拨打过去。

电话中，黎某龙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

听见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

“‘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