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常量，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因公众的好恶而有所改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一边不假思索地指责“行政化”，一边又高举双手赞同各种诸如要在寒暑假延长学校各类行政部门工作时间的改革举措，而我们自己的寒暑假时长是不容有丝毫减损的。可见，我们并不拒斥服务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甚至非常需要它。我们所厌恶的“行政化”，其实主要指官僚化。

对“理性”一往情深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相对于前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拍脑袋决策，官僚制意味着理性和效率，上下级之间有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按规章制度办事，不掺杂人情等因素，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官僚制让人们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不看人办事”，而按照固定的、非人格化的契约和规则行事——这既是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则，也是现代官僚制的原则。

然而，韦伯基于他所观察到的世相所提炼出的理性官僚制学说，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毋宁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随着信息时代来临，以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却日趋僵化。现代官僚制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繁多而陈旧的规章制度，冗余无趣的文牍体系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例行公事到敷衍了事，从证明“你妈是你妈”到证明“你是你”，“理性”的自负和僭越日甚一日，人本的初衷与情怀却不见了踪影。

大学，是知识分子高度集聚的地方。知识的生产遵循的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真原则和学术自由的基本逻辑，这是一种旨在催生创造活力的扁平化的结构。它与异化了的官僚制度下那种层层请示汇报、无人敢于担当的官场逻辑，是尖锐对立的；与那种金字塔式壁垒森严的科层等级也是格格不入的。

大学的治理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大学的校长和二级学院院长们，首先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是它的组织者、管理者、领导者。他们面对的既不是铁板一块的科层化体系，也不能把市场化的绩效考核标准照搬和移植到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校长、院长们必须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懂得如何与师生员工打交道并为之提供服务，这些职能绝非一句“做好师生们的后勤部长”的客套话所能涵盖。

我们当然希望校长、院长们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但机械地隔绝这些管理者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专业化、专职化的倒逼来形成一种“去行政化”的效果，很可能事与愿违。打个比方，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这样在学科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如果仅因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就硬性要求其减少科研方面的精力投入，恐怕受损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学校、社会和国家。如果大学的治理结构中，有更多的施一公在更广层面更深度地介入学校管理工作，反而可能更有助于真正实现“去行政化”的目的。值得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应当是学者参与并改造了行政，而非行政扭曲和反噬了学者。

与此同时，高校也应当为其内部各个学术共同体的管理者即院长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对于学术性的职位、岗位，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和科研规律来合理设计，不宜简单比照科层体制里中层干部的任期安排与考核方式。按照×年一聘期×届一轮岗的套路，对院长们执行升迁流转的“一刀切”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这却是许多高校在各种巡视整改过程中收到最多的反馈意见。

从这个角度说，北大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的试水，是对院长们的一种解放和解脱。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各得其所，相互补充，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端。(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