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许多人怀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那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可谓群星灿烂，大师辈出，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刻。西南联大所以为后世景仰，从管理体制来看，一个因素被认为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也就意味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领导的职责是为教学服务。

指出这一点，自然是有感而发，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要说高校，哪怕是中小学，都有行政级别，其领导进入行政序列，按照官员的身份管理。倘若说，在中国目前事事都用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国情下，要完全对学校去行政化不现实，那么，可否可以在保留学校主要领导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对学校内设机构比如大学的二级学院的行政领导取消行政级别？

北大在这方面可能先行一步。北大校长林建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在人事改革方面，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北大的院系行政领导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

对高校乃至整个学校体系的行政化，社会诟病已久，其危害也很明显。中央对此也早有部署。但之所以此事迟迟推进不下去，除了社会愈加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如动辄将行政级别作为对个人奖赏这个关键因素外，也是因为它与个人的利益牵涉太大，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但若说过去可以对这个事挡一挡，停一停，现在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它推进下去。

毋庸讳言，中国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跟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亦是明显的。世界的竞争是不进则退，进步慢也是退，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需要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创新及思想和学术进步的枷锁。

高校在这方面理应积极有为。因为高校对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学术进步显而易见，它不仅能够出产品，还通过育人将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植根于学生心里，后者对民族的未来尤其紧要。而目前的高校行政化对创新是一重要阻碍。

北大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它亦浸染了官僚化、行政化。假如北大这回能够痛下决心，先从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开始，以北大在中国的地位、分量及影响力，将有助于高校的去行政化。

此事当然急不得，但空喊太久了，不能再耽搁。同高校在中国崛起中肩负的使命相比，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宜从快而非从慢。北大应该带好这个头，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