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当乡中心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深山里的乡村小学：从学校到距离最近的县城大约有40分钟车程，从县城到怒江州州府大约6~7个小时的车程，而从州府到最近的能搭乘飞机的城市还要再增加3~4个小时的车程。

桑磊领着学生快速通过前往迪麻洛村的一处泥石流冲刷过的积水路段(9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当乡中心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深山里的乡村小学：从学校到距离最近的县城大约有40分钟车程，从县城到怒江州州府大约6~7个小时的车程，而从州府到最近的能搭乘飞机的城市还要再增加3~4个小时的车程。这些都是理想状态，山区经常发生泥石流，一旦遭遇泥石流或者塌方，几个小时的车程就会变成几天。

捧当乡中心校的孩子们就住在这样的大山里，有些住在离学校近些的村落，有的住得远些，像迪麻洛村，走着可能要7~8个小时。

能把这些山里孩子带出大山的是公路，而真正能让这些孩子“走”出大山的则是教育，然而，生活条件的艰辛阻碍了很多老师进入大山的脚步。一直以来，乡村教育最大的瓶颈就是教师的“总量缺”和“留不住”。

国庆前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捧当乡中心校，试图从一名普通特岗教师——桑磊的视角去看特岗教师以及它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变化。

对大山的改变要从改变这些孩子开始

孩子们离家很远，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捧当乡中心校的作息时间是每上10天课就休息4天，这种放假被称为“月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达捧当乡中心校时，正赶上一个周日的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桑磊带着十来个五六年级的孩子在有干净木地板和整面墙大镜子的专业教室里学打架子鼓。

以前，边远地区的老师来到大城市，最让他们震撼的是大城市学校中先进的教育教学设备。这些年随着国家对西部边远地区教育的持续投入，乡村学校在硬件上已经发展得很快了。

“过去的老教师对电脑完全不懂。”捧当乡中心校的傈僳族校长熊胜华说，2012年他到这所学校工作时，所有的教室都已安装了电子白板，对老教师的培训几乎全部由特岗教师来完成。

随着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一同来到山村学校的还有课程的改革。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捧当的第二天早上，正赶上桑磊老师给三年级孩子上语文课。

“×××家的牛被老虎吃了。请把这句话改成把字句。”桑磊说。孩子们依旧腼腆，迟迟不肯举起小手，桑磊便不断地询问，终于有人愿意试一试了，桑磊立刻鼓励：“×××很厉害，大家的掌声呢？”

现在桑磊担任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平均每天有两节课，另外，每周有4天负责学生的早自习和晚自习。桑磊力图在这些课上“把课堂尽可能留给孩子”。

“如果还按照过去满堂灌的方法，山里的孩子一辈子都无法跟城里孩子一样。”熊胜华校长说。

此外，桑磊自学了架子鼓，现在又开始自学手鼓。他觉得音乐和美术最能培养孩子向往美的能力，并希望山里的孩子从小就能感受到这种美。“要改变大山里的落后，就要从改变孩子开始。”他说。

刚到捧当时，尽管是全乡第一个大学毕业的教师，但是桑磊并没有这些想法。

2007年，桑磊毕业于云南普洱学院(原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家人的鼓励下，来自教师世家的桑磊放弃公务员考试，报名“特岗计划”。

当时的桑磊并没想一直留在山村，“我是抱着先就业再择业的态度，因为特岗计划的条件是3年之后还可以考公务员进行自由择业，所以，我就想用3年的时间试一试。”桑磊说。

到捧当的第一天，桑磊就有些后悔。“感觉到了丐帮，很多孩子个头跟我差不多，脚下穿着拖鞋，眼睛里全是不屑。”桑磊说。他去买生活用品，绕了整条街没有一个电饭煲，最后就买了一把面条和一瓶红烧肉肉酱。买完这些后桑磊才知道，这里每周只有周一有集市，能买到菜、肉和副食品，如果错过了，只能等到下周。桑磊吃了3天的面条拌肉酱，接着又吃了4天的方便面。

那时候，桑磊每次给父母打电话的内容几乎都是让父母想方设法把自己调离捧当。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第三年。

一天晚上，四年级的女孩小银(化名)在其他同学的陪伴下来找桑磊——小银的手跌断了。小银是个孤儿，一直寄养在叔叔家，而叔叔为了一家的生计跑到西藏打工。

桑磊临时充当小银的家长。他带着孩子到了乡医院，做了简单固定的处理后，乡医院的医生建议到县医院治疗。到了县医院，小银被定性为左手Y形骨折，要做骨头复位和拉直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小银抓着桑磊的手，虽然疼得满头是汗，却始终咬牙不吭一声。

手术后，孩子的叔叔赶来接小银。分别之际小银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桑磊，上面写着：“桑老师，你知道手臂复位和拉直时我为什么不哭吗？我是一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昨天我做手术的时候，就觉得爸爸回来了。我怎么能在爸爸面前哭呢！”

桑磊一边看纸条一边流眼泪。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于山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我就是大山孩子心中的支柱”。

从那一刻起，桑磊的心安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