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送到这所偏僻的山区小学，摆满了两张桌子。这些奖杯几乎成了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送到这所偏僻的山区小学，摆满了两张桌子。

这些奖杯几乎成了这支留守儿童足球队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

可足球不能替代父母，这群留守儿童宁可不走出大山，不去“大重庆”读书，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

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是全校近1000名学生中，60%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

在这个偏僻隔绝、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最“名震山外”的一次是去年11月，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

如今，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进入城市唯一的“通行证”。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进城上学。

六年级（1）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只是，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

一个人，一只球

下午3点，放学铃一响，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蝉声覆盖住嬉闹声，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由于“人多地少”，低年级的“小不点”基本上只在球场外围活动。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换人”。

对陶思芊来说，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训练用的“打气都能爆炸”的劣质皮球，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

经过1小时的训练，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她像男队队员一样，拧开矿泉水瓶盖，往脸上抹了一把水。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一记劲射、进球这种“很爽的感觉”。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和搭档马诗彤、马灵巧，偷偷用“马大姐”“陶大姐”称呼对方，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

这是一支“色泽鲜艳”的队伍。训练的时候，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红色、黄色、蓝色，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三河镇小学”字样。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

一墙之隔的校外，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无论是“家具城”还是“大药房”，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店面转让”。

“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马灵巧、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

如今，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在这份工作之前，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妈妈在县城卖过鞋，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

生活中，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早上闹钟一响，她起来做面条、蛋炒饭，端出冰箱里的咸菜。吃完收拾妥当，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

在踢足球之前，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

如今，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杂志上说，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那是水泥地的大街。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

洗完澡出来，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期待早晨的到来。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如果不是赶上了“好时候”，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在水泥地上踢球。

两年前，学校还没有球场。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总是带起尘土飞扬，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校长孙晓鸣承诺，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

建场地需要将近50万元，这是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乡镇小学不可能拿得出的数目。孙晓鸣到石柱县体育局和教委“到处要钱”。东拼西凑钱也不够，孙晓鸣最后赊着工程款开始动工。球场建成两年后，钱才付清。

孙晓鸣是球场边最忠实的观众。有时候看得急了，穿着西装裤和皮鞋的他干脆冲上场去，踮起小碎步给学生示范带球技术，不顾腰间的钥匙串叮当作响。

球场边很少有家长“啦啦队”。五年级的马诗彤在球场凶狠拼抢的时候，她的爸爸正在1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送快递。

为了偿还马诗彤爷爷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几万元钱债务，原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跑运输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远的地方打工。

土墙旁边掉漆的鞋架上放着三双踢得灰扑扑的球鞋。家门前那片一下雨就涝成池塘的空地，是她和队友一起练习颠球的地方。

每天早晨，当马诗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级歪歪斜斜的台阶去上学时，她爸爸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穿梭。

马诗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日晚上，他和马诗彤视频通话10多分钟。

马诗彤早就习惯了家长的缺席，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球场上是严防死守的后卫，平日里也寡言冷静，想爸妈的时候不会哭。

好不容易有一次，爸爸恰好从宁波回家办事，在被学校老师叫去开会的时候，顺便在训练场边站了一会儿。

这一站，让这个有点酷酷的女生乱了阵脚，她觉得高兴，可心里咚咚地打鼓。脚一偏，传飞了好几个球。

在老师眼里，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吉祥物”。

2012年，当过12年体育老师的孙晓鸣调任三河镇小学校长，他便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

在他看来，篮球和排球对身高有要求，而农村孩子个头普遍偏矮。足球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不需要多少器械，场地大与小都可以动，便于普及。他还把女足选定为学校的突破口。“农村孩子能吃苦、体力好，容易培养出好苗子。”

在这所没有师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找不出一个懂足球的老师。

学校里没有足球，孙晓鸣又去教委要了2万元钱，20元一个胶皮球买了1000个，让学校里人人有球踢。就这样，2013年4月，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凑合”着成立了。第二年，男子足球队也“马马虎虎”组建了起来。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踢球后，四年级的守门员丁小娟觉得自己变瘦了，短发的后卫马诗彤觉得自己“更凶了”，一群害羞的乡下姑娘都感觉“活泼多了，话多了”。

当然，最大的共同点是变黑了。褪下足球袜，会看到她们结实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截。每个女孩都顶着一张黝黑的脸，除了有虫斑的地方一块块泛着白。

跟她们一起变黑的还有教练。

4个教练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学校，在第一节课前训练1个多小时。下午风雨无阻地训练2个小时。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几乎没有物质报酬。教练每天只拿20块钱的补贴，“就是一个喝水的钱”。

女队主教练魏小光的妻子没有工作。为了赚些外快，魏小光开了一个茶摊。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他骑摩托车从学校回到在县城的家，还要在茶摊忙活到凌晨一点多才能休息。遇到足球队有晨训的时候，他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带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魏小光一走就是一个月，还得花3000块钱雇人帮忙料理茶摊生意。妻子嘴上抱怨着“儿子都不认识他了”，一转头帮他买好了十几个孩子的车票。

在魏小光的眼里，这些农村孩子肯吃苦，不娇气。女孩最开始一天哭两三次，到现在很少有人哭。有的人摔破了膝盖，眼泪流下来，“头一甩就忘掉了”。

2014年4月，球队首次出征，参加县里的小学生女子组比赛。没有拿到名次，后来一打听，全县倒数第二名。

短短一年后，她们就取得了石柱县校园足球小学组冠军，还要去“大重庆”打大比赛。

在重庆，她们以“11∶0”“8∶0”“6∶0”等等大比分优势一往无前，最后一场决赛让对手进了一粒球，顺利升入全市小学的决赛。

第一次穿过大山到重庆主城区打比赛时，陶思芊和队友们激动得一路都在叫嚷。

“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 她一下子把手举过头顶。队员们都把去市区称为“去重庆”，好像自己的乡镇并不属于这个行政范围。

对于生活在三河镇上和附近山里的她们来说，那里到处都是“好玩的”。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孩子们觉得非常新鲜。“餐厅特别大，有好大一块区域都是各种各样的菜！”自己在家时，陶思芊的选择只有门前小花圃里种的白菜、黄瓜和葱。作为几次比赛的奖励，她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和科技馆。

让陶思芊震撼的还有主城区学校的球场，进行5人制比赛的时候，它居然可以分成两个场子同时用。踩在这样的绿茵场上，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她一个。魏小光看到，有的队员平时明明训练得很好，到了场上动作却拉不开。还有孩子到了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比赛时没精神。

他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要是我到北京，肯定也紧张。”末了，他又补充一句，“当然，我也没到过北京。”

时间久了，当对“大重庆”越来越“无感”时，这群“野孩子”就所向披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