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在球场，总有一条无形的线划开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城里孩子的腿“白得就跟萝卜一样”。

还有声势浩大的市区小学的观战亲友团。“就跟高考似的，又是送水，又是红牛。”家长们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彩旗飘飘。

三河镇小学队这边总是孤零零的。

最得意的一次比赛，人如其名的前锋马灵巧连进两球，赢得了观众一片掌声。她高兴极了，咧开的嘴唇怎么也包不住上翘的门牙。

喝彩的场外观众里却从来没有她的父母。在重庆拿了市区总冠军之后，她晚上到家，兴高采烈地给爸爸打电话，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夸奖：“你们还挺凶的，都踢到重庆去了！”

事实上，不光是比赛，她甚至没有过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出生6个月时，爸爸妈妈就把她和大她9岁的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出到浙江温州的绣花厂打工。

12年来，他们只回来过两三次，已经吃不惯老母亲做的家乡饭菜。平日电话里，做父母的最担心女儿的安全，总是反复叮嘱她注意用电、上学路上小心过河、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他们注意到，女儿踢球以后身体变好了，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肚子疼了。

马灵巧的爷爷还住在山区老家守着庄稼，每个月奶奶都要回去几天帮忙，那是马灵巧最脆弱的时候。从小锻炼出极强自理能力的她做饭洗衣上学都不成问题，但是会格外地想念爸爸妈妈。

自从在川北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给马灵巧买了一只黄色的足球，她找到了一个排遣寂寞的好方法。空荡荡的客厅，成了马灵巧练球的场所。

今年春节，马灵巧的父母回家过年，还给她买了一件“温州最流行的羽绒服”，马灵巧却不喜欢。

她不想要羽绒服，她最想要的，是马诗彤的那种智能手机。

她拥有的那台奶奶给买的旺旺仙贝大小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能上网也不能储存照片。这一点让她十分介意，因为她常常想着想着爸妈就想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家度过的一个月里，爸妈偶尔因为卫生习惯数落她两句，马灵巧扭头就不理人了。第二天起来吃早饭，她突然撂下一句：“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

听着这话，爸爸觉得心里被刀子扎了一样刺痛。

这位40多岁的父亲说，“不到1岁我们就把她扔到一边，她觉得陌生、不认识你，那你能怎么办？”

有些让他宽慰的是，马灵巧越来越懂事。有时她夜里打来电话，正赶上夫妻俩在工厂加班，女儿会说，“你们也是不容易”。

“她现在能理解，这是形势逼人，逼着离开家的。”

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是，马灵巧还有很多秘密。体育课上被球砸肿了耳朵，被送到医院，她坚决不让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怕“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担心”。

在学校，马灵巧从来不向队友讲起对爸妈的想念。

跟马诗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队友中，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也常年在外打工，她们的父母在哪个省、做什么工作，马诗彤一概不知。

“我们一般不聊父母，”马诗彤说，“都聊一些开心的事。”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

在三河镇小学，比起开足球课，更难的是召开家长会，到场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

“有时候发现一个学生的自觉性下降了，或者衣服不整洁了，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一位老师说。

每年春节后，学校会跟家长沟通，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学生身边。对着电话，有老师重复了无数次：“你挣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钱弥补不回来的。”

“我们不否定你挣钱，但是现在通讯那么方便，白天做活，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联系吧？”

尽管学校组织了足球队，放学后开设了葫芦丝、大鼓、绘画、刺绣等课外班，还推行“替代家长”。可父母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马诗彤眼里，同桌冉玉凤是幸运的。毕竟，她还有爸爸在家里。

冉玉凤的妈妈马德芬自小丧母，马德芬很清楚对一个孩子，没有妈妈陪伴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因为没有妈妈，“来那个”的时候，马德芬手足无措地问别人该怎么办，被人戏弄和笑话了一圈，最后叔叔家的姐姐给了一张“纸”，她还不知道怎么用。

她有些担忧千里之外11岁的女儿。“如果哪一天她‘来那个’了，肯定也会慌张。”

可是，自从丈夫2010年在重庆市区修桥时从高空坠落，失去了劳动能力，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就落到了马德芬的肩上。从前在县城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收入变得远远不够，她只得南下广东一家生产手机配件的电子厂打工，一次去好几个月。

每次出发都伴着眼泪。冉玉凤放学回来，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菜，开心地问：“今天干嘛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买好去广东的票了。”马德芬开始哭起来。

临行前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夜里频频起来去偷看女儿和儿子睡觉的样子。由于受不了告别，她故意等到女儿上学之后自己再出发。

可是，在家的时候，马德芬也总是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女儿很小就勤快懂事，6岁多就学会自己洗衣服，上学也没让她操心接送过。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战了，她还是忍不住往女儿头上撒气，转头就训斥，“做作业这么不认真！”看到女儿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她又心很痛，反省自己不应该这么凶。

她还觉得自己“说话不在点子上”，这让女儿有事也都是闷在心里，不愿意跟她讲。

同样不讲的还有女儿对她的思念。每次一家人视频聊天，哭得最凶的都是马德芬，女儿不时走出镜头范围，没有在她面前流泪。

而在学校里，冉玉凤从妈妈生日前十天就开始忍不住告诉同学：“我妈妈的生日快到了，我好想她。”

她从过年攒下的压岁钱里拿出4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足球。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后玩抛球和颠球。

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马德芬赶上看了一场女儿的足球比赛。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一看到女儿“跑得挺快的”“很有精神”，就特别兴奋。

“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只希望能养大孩子。”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她有些愧疚从不能指导女儿做作业，“踢球和读书都还是要靠校长”。

女儿冉玉凤从没有告诉她，她内心给妈妈打了高分。妈妈给自己做饭、洗衣服、关心自己，已经让她觉得很幸福。

“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了。”冉玉凤露出浅浅的酒窝。

走出大山！

对于冉玉凤这样的低保户家庭，校长孙晓鸣格外关注。他希望冉玉凤的父母一定要坚持供孩子读书，不要把她当成劳力来使用，“要不然一代一代的只会永远受穷”。

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这正是马德芬的动力。

在闷热难耐的厂房里上班的时候，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成为“有文化的人”，能够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凉快。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必须努力挣钱供他们上学。

哪怕对工作手套过敏的手指已经开裂化脓，她也忍着痛不请假。而就算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000多元钱。平日里，马德芬“花一分钱都要想半天”，在工厂饭堂吃1块6一两的剩菜。

“这就是农村孩子的命。”35岁的她说自己头顶上已经全白，有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

“万一，我女儿就改变命运了呢？”她转念一想，不由得高兴起来：“那我肯定整晚睡不着，做梦都要笑醒！”

马灵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儿“读出来转为城市人口”，拿稳定的工资，“淘汰打工的身份”。

这对从1993年开始背井离乡打工的夫妻说自己“打怕了”，却还不能停下来。这边老板给发工资，转头就得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发工资”。“等他们不需要找我拿钱了，我就能退出江湖。”马灵巧的爸爸说。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的他和小学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车间领班，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也只能挣六七千元。

他们希望儿女“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钱，不要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卖苦力”。

马灵巧刚开始踢球的时候，他们还顾虑会影响学习，反对了一段时间，直到女儿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两名才稍稍放心。

他们并不了解，通过踢球，女儿也许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今年6月，包括马灵巧、陶思芊在内的六年级毕业班的10名队员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选中，她们不仅不用交纳跨区择校的高价，还有可能申请到一定量的生活补贴。

马灵巧爸爸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骗人的？”托儿子在网上查了一番之后，他的心才定了下来。

陶思芊妈妈也非常支持。一直生活在石柱县内的她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但是相信“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样”。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属于超生的一个。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夫妻俩考虑过把她送人，并联系好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

哭了一整夜之后，陶思芊的妈妈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让丈夫把女儿抱了回来。后来回想起这件事，她对女儿说，“要是那时候叫人把你抱走，说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

马灵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会课上、摄像机前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演讲：到了更好的环境会好好踢球，将来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足球带给孩子们一条出路。只是，“娃还小，不知道珍惜”。教练预言，5年以后，等她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明白这段人生转折的重要意义。

趴在自己家的窗前，马灵巧垂下睫毛，轻声嘟囔着舍不得奶奶。

“其实我不是很开心，”陶思芊听到可以进城读书的消息后，心事重重，“我妈妈生我的时候42岁，现在已经50多了，我想多陪在她的身边。”（陈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