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惩罚罪犯的目的和初衷不同。学校惩戒公开的目的是：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使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在此目的基础上的惩戒原则是：教育为主、重在预防；分析原因，对症下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热情帮助、不能歧视。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实践中，师者的惩戒权一直与师道尊严相联系，也与道统秩序相统一。在现代，教师对学生惩戒的权力日益被法律所规约，其背后初衷本是规范教师无节制、不合理的过度与过量的惩罚而致的恶意体罚——这甚至导致学生受到严重伤害和死亡。各种频发的恶性公共性体罚事件，也使立法者认为部分教师很难把控惩戒与体罚之间的内在区别，惩戒总是被无意间变成体罚，因此通过更为复杂的立法技术严格控制惩戒的使用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体罚发生的可能性。

由此，传统的惩戒，诸如用戒尺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等，尽管已经做了修正，但是因为难以道明其与体罚的模糊区别，逐渐被抛弃。更多的直接惩戒，冠以警告、记过等特殊身份标签，以柔性艺术方式展开。

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勒令学生退学或开除，故义务教育阶段只能施用警告和记过这两种柔性直接惩戒方式。它们都被严格地分维度，通过量化手段予以施用，日常校园生活被冷冰冰的量化次数完全管控了。

如违纪被严格分为三类：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违反学校纪律和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制度，根据情节轻重，乡校分别按量化次数给予底层孩子们警告或处分。对高年级孩子来说，这种处罚方式并不足够有效，以至于乡校不得不将之做了“后续升级”：学生一学期内受到记过后，又有一般违纪行为，经班主任教育多次仍未能改正者，通知家长来校共同协商，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转化工作；学生在校期间有上述三类违纪行为，经教育一次未改者，作记警告处分；经教育两次未改者，作记过处分；学生在受到学校处分期间，再次违纪受学校处分的，在最高一级处分的基础上加重一级处分。

底层孩子们的违纪次数被严格记录并归档，但尽管如此，乡校的孩子们，特别是高年级孩子们，对这些被围观的所谓特殊身份标签，并不是非常惧怕。相反，父辈文化和同辈群体内部所形成的灰色共同体文化，往往抵消了特殊身份标签所带来的羞耻感。

如九年级男孩齐磊所述：反正学校也不敢开除，再怎么处分和警告，最后也就是请家长，刚开始还觉得挺害怕，后来习惯了，请家长来也就没什么感觉了，反而嫌学校小题大做。李元元则说：我爸最烦学校了，屁大一点事就电话通知他来，他在蜀市打工，按天计酬，来学校一趟，就耽误他赚一天的钱，所以，他也不来，还骂老师多事。一旁的黄平接着插话：还是我爸看得最清楚，他在我八年级的时候就经常说，云乡学校反正也没几个能考上高中和大学的，大部分都要出来在社会上混吃喝，在学校里不犯点错误将来怎么能混社会呢？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们在“垂直抗争”(对抗老师和学校)和“平行抗争”(对抗其他同辈群体和个体)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如兄弟帮、霸王团等底层孩子抱团取暖所形成的灰色次文化共同体，也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悄然赋予了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李元元告诉笔者：没有个处分、警告啥的，都不好意思在兄弟帮混。而齐磊则在一旁暗示：我们的成员都必须通过检验，看是否足够“Man(男人)”！

德育主任邓畅老师说，通过处分和警告，可以使违纪学生在同学面前感到耻辱，痛定思痛后改正违纪行为。与此同时，有更多的违纪学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不乏邓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几天前他在全校住宿生会议上重点强调，不准将热水浇到树下，而在他眼中一向乖巧的九年级学生叶强，当着他和其他同学的面，公开将洗脚后用下的热水浇到宿舍外边的树下。

同辈群体之间的日常交互性和与教师之间的身份界限，迫使乖学生为了防止自己在同辈群体中“被排斥”，假意通过不严重的违规，与官方权威展开抗争，进而获取同辈群体内部的认同感。

来自官方的“处分”和“警告”，本想作为直接惩戒的柔性艺术，通过在同辈群体内部制造被围观的特殊身份标签，以同辈群体的集体鄙视和个体孤独来实现官方教育的惩戒目标。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现实中在孩子们中间流行的“反学校文化”，使贴标签的目的走向了反面。

(本文中所涉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名、人名均属化名，对在本课题研究中提供宝贵田野帮助的机构和人士表示由衷感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国际学术辑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