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回来了。”2015年9月6日，站在讲台上，41岁的陈文艳百感交集。这天是河北省遵化市第二中学正式开学的日子。早晨刚过6点，她就出现在九(6)班的教室里，看着77个学生陆续进班。

她离开讲台已经两年了。

2013年10月13日，陈文艳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遵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第二年6月3日，遵化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她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直到2015年9月4日，遵化法院重审宣判其无罪，她才终于回到三尺讲台。

20多摄氏度的气温，站在讲台上的陈文艳，棉裤套在秋裤外面，亮黄色的运动衣和秋衣之间还夹着棉坎肩。一吹着风，她就全身“一窝一窝”地疼，那是她在看守所一年里落下的寒症。

对这位从教20年的化学老师来说，讲课是陈文艳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

从1996年起，她就在遵化二中这所河北省规模超大的公立初中教书，教学成绩在学校一直是前两名，出任班主任的班级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在全年级30多个班中名列前茅，曾10多次拿到唐山市优秀教师、遵化市优秀班主任等嘉奖。

虽然两年没上课，她对教学毫不生疏。

下午第一堂最容易打瞌睡的化学课上，她举起一张白纸问学生：“这是什么？”学生说是纸。

“刷”地一撕两半，又问，“这是什么？”“还是纸。”

她掏出打火机把其中半张纸点燃，最后几名瞌睡的学生也瞬间倦意全无。

“现在还是纸吗？”她大声地问。

“不是了，是纸灰。”学生回答。

化学反应的判断依据就这样讲得生动明了——“新物质的生成”。

只是，这一回开学，面对学生时，陈文艳的心头多了一分压力。

她很清楚，她的案子在不大的遵化市一度传得沸沸扬扬。在很多人眼里，她也“发生了化学反应”。

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丈夫并没有把这事告知亲戚朋友。八十多岁的老舅是从当地电视台的法制节目上知道的。她戴着手铐、穿着橘色号服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嘉宾在节目里讨论着“一名中学教师的堕落”。

在她眼里，从法院领回了无罪判决书的那个下午太难忘了。在初三全体老师会议上，她一个人坐在第一排，跟其他同事隔得远远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向大家宣布了她无罪的消息，说欢迎陈老师回归到初三的教学队伍，和我们一起战斗。

场内立刻响起了掌声。陈文艳站了起来，转身向同事鞠了一躬，平静地说了句“谢谢大家的关心”。后来有同事说，她这话听上去挺意味深长的。

学校给她正常安排了1个班的班主任和3个班的化学课的教学任务。1月，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她带的班级排名年级第一，她带的化学教学成绩也拿了第一。

读大一的倪伟博是陈文艳前几年带的学生。在他的印象里，陈老师爱美，一年四季总爱穿裙子，头发烫过，还染着颜色。她永远精神满满的，讲课从不枯燥，课堂上笑声不断。

倪伟博说，陈老师的手机24小时为学生开着，她不像有的老师，“只抓前面的学生”，她争取不放弃一个学生。她还用自己的钱资助过多名贫困生。毕业后，很多同学都跟陈老师保持着联系。

在同学看来，陈文艳眼里揉不得沙子。当时学校给学生订盗版辅导书，题目已经多得做不完也得花钱订，很多书最后都白白扔掉，陈老师不断地向上反映，跟学校闹。“为着我们的事，她没少去跟学校和教育局打架。”

在微博上取名为“倔强的师者”的陈文艳，还为好几件事“打过架”。

为了学生中考拿高体育分，陈文艳每天早上5点半带领全班学生在操场上进行体育训练。

而到了考试的时候，她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外班和外校的学生明目张胆地只跑了一圈就站在原地等着，等到别的学生跑得差不多时再跟着冲刺，考官也给打了满分。

除此之外，在农村独生子女加分和少数民族加分等环节，陈文艳也发现了作弊的行为。

这些当地“公开的秘密”让陈文艳忍无可忍。“中国最不能、最不该腐败的就是教育和司法！”她一掌拍在椅子的扶手上，“有时候可能半分，就把学生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了。”

由于举报这些问题，陈文艳认为自己在学校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2010学年，学校把特差的学生安排给她。年级共30个班，前100名里她班上只有1个。

陈文艳咬着牙决心把学生“带出来”。她从没有在天还亮着的时候下过班。她几乎不去办公室，除了上课，她从早到晚都待在班里，在教室后面角落里属于班主任的桌上办公。

辛辛苦苦一年，班级成绩从年级倒数第二升到了正数第三，优秀教师的评奖却没有她的份。

“我该得的东西，为啥不给我？”陈文艳很气愤。

“再高尚也不能不挣钱啊。”她毫不避讳地承认她所争取的评奖跟自己的工资直接挂钩。

她不断反映：部分城市老师顶替农村边远地区教师名额评职称；教育部门故意扣下部分农村老师的指标，留着“走后门”。“我在乡下教过书，农村很苦，城里老师占用他们名额不公平。”

为这一大揽子的事，遵化市信访局和教育局的大门已经被她“踏平了”。

这并不是陈文艳头一回上访。

2004年1月她和当警察的丈夫买了一套房子，收房后，发现房子有问题，她就到处讨说法。

她成了公安系统的“敏感人物”，在车站一刷身份证就招来警察，为此，她不惜花六七百元打车到北京讨说法。

2013年10月13日，陈文艳被带到了唐山第一看守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

“说我敲诈？我敲诈谁了？”陈文艳对这个罪名完全不认同。她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举报触到了当地教育口的利益，才“被人给装进去了”。

陈文艳说，她前后的确收过大约四五千元，但那是学校和遵化信访局的领导主动提出给她报销的医药费和路费，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给钱都不回来”。

判决书送到看守所里，陈文艳气得直哭，当即决定上诉。“我没有罪。”陈文艳坚信。“判我勒索1万多元，太寒碜了。”

陈文艳服满刑期回家。一年没见，大儿子觉得妈妈“腰塌了”，整个人矮下去一截。

陈文艳轻了20多斤，整个人瘦得脱了形。“我是第一次知道人的骨头原来那么细。”陈文艳用两只手指比划着自己的小腿说，“膝盖下面就耷拉着皮。”

由于哭得太多，眼睛长期充血，她的眼球上还浮起了胬肉。进看守所的头半年，她都睡在冰凉的地上，落下了严重的腰病。

虽然出了看守所，案子一天不翻，陈文艳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不想见人，也不想跟人说话。中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没有人通知她这位老班长。

从看守所出来4天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撤销了原判发回重审，最终的结果又让陈文艳等了近一年。

2015年7月的最后一次庭审上，来了30多个她的学生。这些毕业生在QQ群里相约，来“给老师打打气”。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急切想要重返讲台的陈文艳每隔几天就去催促主管院长下判决。8月28日晚上7点，守在法院的她一边让儿子从家里给她拿羽绒服一边用手机发微博：“遵化法院下个判决比生个孩子都费劲，生个孩子十个月就够了，这个案子都快十一个月了还没有下判决，遵化法院还有点儿效率吗？”

2015年9月4日上午正式宣判，陈文艳独自去了法院。听着审判长宣读到“被告人陈文艳无罪”时，她流泪了。

拿着无罪判决书走出法院，第一个电话她打给老母亲。“老天开眼了！”老太太在电话里哭。

如今，陈文艳觉得，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陈文艳一点庆祝的心情都没有，“都把我抓进去又放出来了，我反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遵化市教育局回复，根据她举报的情况，查出了8名通过异地参评获得高级教师资格的教师，并予以取消职称。但2016年的新年第一天，她仍然交上了一份《信访复查申请书》。

“是哪些领导帮助他们职称作弊的？只是简单取消异地评选就可以了吗？”陈文艳有诸多不满。

学校也不断冒出让她“看不过去”的新动静。这学期，学校出了“食不言，寝不语”的新规定，要求学生“吃饭不让说话，回到宿舍区不让说话” ，为这事，她打电话去呛主管教学的领导：“连看守所里都是查监时才不让讲话，把学生憋出病来怎么办！”

“你吧，就是太执着，太劳累，太费心了。”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学生家长劝她，“社会上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陈文艳翻着眼睛顶她一句。

她觉得不后悔，至少现在，同事私下说，中考的环境好多了，职称的评定更加公允了，她觉得自己也算作出了一点贡献。“要改变总得有代价，没有代价还想有收获？”

她说，以后遇着不公平的事她依然不会“看开”和沉默。从开微博第一天起，她就在简介上写着：“做一个有良知的老师。”(记者陈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