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焱：我觉得首先应该彻底厘清工读学校的定位，去除“工读”的标签要彻彻底底，不要半遮半掩，从根本上剔除家长和学生内心的阴影。对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也需要明确的标准和底线。厘清后的“新工读”必须立足基础和现状，尽全力编纂、规划课程，调整学制，构建多元的教育和发展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甚至可以调整学段年限。“新工读”需要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先、评优、评职称、评荣誉都要另辟指标，以保证教师利益。

记者：为了实现这种良性发展，还需要哪些政策、制度扶持、配套？

刘燕：最关键的是在法律方面缺乏明晰的界定，哪些未成年人应该进入工读学校、如何进入工读学校、在工读学校完成教育到什么程度可以离开等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这也为工读学校的学生入学等诸多问题的有效解决造成了障碍。针对工读学校教师工作长时间的付出和面临的风险，国家没有针对工读学校教师待遇的法律文件，目前主要靠地方政策来协调，使部分地区工读学校教师的待遇长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工读教育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教育形式，不仅需要整理其大量的教育经验，还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对工读学校的督导评价标准。目前，仍有一些地区的工读学校办学条件很差，还有一些社会力量也在办类似的工读学校，但是因国家没有办学标准，这些工读学校依然“野蛮生长”。

卫宝弟：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将工读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工读学校的思想、文化教育，一定要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要把工读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纳入地方职业技术教育事业发展的统一规划。21世纪以来，全国大部分的工读学校都创办了职业教育部或班，旨在帮助这些孩子，使其未来回归正常社会时，具备生存技能和能力。

王春生：未来的工读教育应该在注重内涵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树立学校新形象，通过各大新闻媒体、校园网站、校刊、成果推广等途径，提升学校在社会的美誉度，力争学校被社会认可。在寻求政府支持方面，积极创设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寻求政策上的支持，如进一步增加师生比例(有别于普通义务教育学校的师生比例)，增加教师职称职数、高中升学保送重点中学的指标，从学生中发展团员、党员等。

记者：在新型城镇化这种大背景、大趋势之下，工读教育如何去适应这种变化，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王春生：工读教育的办学功能应当不断拓展，可以扩展到短期培训、校外教育、上门帮助跟踪教育前延后伸一体化教育，以及流浪儿童收养教育、外来务工子女教育、普通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和国防教育上。

卫宝弟：工读学校决不能把注意力仅仅停留在对在校工读生的教育、挽救、转化上，而应着眼于青少年学生的预控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学生的一生发展上。我所在的浦东新区工读学校，在20年前就开始尝试创建区域保护中心的构想：一是已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工读学生的教育矫治；二是向前延伸，对离异家庭、父母没有时间管教家庭、家长无力或无法管教家庭的问题学生，即托管学校学生的教育转化；三是横向拓展，将问题学生与职业教育结合，解决他们的未来出路；四是预控在校外，对普通中小学的问题学生进行协助性帮教，减少普通学校中问题学生的数量，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让他们尽可能不要走进工读学校。(记者刘博智 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