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报告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核心要义，这是我们党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视野和代际正义的历史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科学回答和理论升华。唯物史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存本体论层面的共生关系，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主体生存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产生的统一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实践性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鲜明特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不是处在对自然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相反，人类首先必须通过劳动实践作用于外界自然物以维持自身肉体生命组织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联系与变换不以任何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为转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时，在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在能动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使自然界逐步生成为“人化自然”，这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类本质特征。因此，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以人的主体实践活动为中介的必然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同中国式现代化协调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把握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这一方面彰显了人因自然而生的自然界优先地位，要求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留存自然根基；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要求我们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并引用中国古代《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明人与世间万物原属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两个结合”的新典范，是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理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和解”目标的阶段性要求。马克思以“两个和解”概括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根本任务，即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真正和解。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界的真正统一需要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实现“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的回归，最终使人类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动自觉的“自然主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和活劳动的体系，资本按照自己的逐利本性破除一切时空阻碍，不断占有和生产新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在“扩张—限制”“克服限制—再扩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提升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另一方面，它创造了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生产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实现“两个和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两个和解”不会自动演化形成，而是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辩证发展的。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区别于以资本主义私有化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对立，为实现“两个和解”奠定了社会制度基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作为现代化发展道路之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面对着先发国家现代化面对的诸如生态、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协调现代化与生态化的矛盾是摆在中国式现代化面前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两个和解”明确了阶段性目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生态文明新道路。西式现代化是建立在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基础上的现代化，忽视了技术的成本以及技术进步引致的资源消费总量的增加，仅仅看到自然资源的工具性价值，对经济增长和奢侈消费的狂热追求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同时，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西式现代化以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走向了表象的资本主义“生态文明”，但其现代化道路仍然植根于将人与自然分离和对立的机械论自然观、资本和科学技术形而上学，仍然无法摆脱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周期性爆发。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的整体性发展新格局，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生态文明新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人”是作为类的人，即全体人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在自然界面前，全体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留存生态环境根基。为此，有必要推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生态问题的全球性质决定了世界各国都无法独善其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大多已经走过了“先污染”的两百年，其制造的环境污染量及其环境治理水平决定了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责任。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纵观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目前唯一适合且可行的治理路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定位了中国发展的生态文明战略取向，而且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适合且可行的治理方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原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底层逻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示了东方大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底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要义，推动其思想的深刻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中充分彰显。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