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芦芦接触时间比较长，她进儿童文学圈子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写作水平，她很努力、很勤奋。近年来，她的创作从小说慢慢转到了散文。祝愿她越写越好。

    周益民：您和毛芦芦、汤汤，都是教师、作家双栖。您觉得教师写作儿童文学，有特别之处吗？

    谢华：有的，特别是对我而言。我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因为喜欢教师这个工作，于是就有了儿童文学的写作，又因为儿童文学的写作，使教师工作多了几分光彩。我1969年“插队”劳动了两年，然后在大队里当民办教师，有机会跟农村孩子接触，记录了很多感受，后来在公社中学教了几年，大学毕业又到巨化中学教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我都比较熟悉。

    我当班主任，那是一种全心全意的牵挂和爱护，有很多感触在心里涌动。有一次，我们编排了一个课本剧《黑森林》，自以为编得很好，结果到市里演出没有拿到奖。一个男孩是主编，他哭了，坐公交车回去，半途他就下了车，在风里走。全体演出的学生和我也一起下了车，陪着他在风中走。那种感觉，那种手拉手同甘共苦的情感，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的。

    我经常搞一些活动，一方面让他们接近大自然，另一方面，加深跟他们的感情。有一年秋天，野菊花开了，我把他们带到山坡上，让他们躺在山坡上，用耳朵贴着大地，然后说说听到了什么。很有意思，有些人说听到牛叫，有些人说听到拖拉机声，有些人说听到说话的声音，也有些人说听到了野菊花喧闹的声音。后来他们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听不一定用耳朵，用心也可以去听。

    我不是一个能够无中生有的天才作家，我的作品都是从校园中来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感动和思考的结果，学生就是我的创作源泉。孩子们就像一条条浪花飞溅的小河小溪，我就是走在小河小溪里的一个参与者，我的作品就是这些小河小溪溅起的浪花，如果没有校园生活，也就没有我的那些校园小说。

    周益民：您的学生看过您的作品吗？有什么反应？

    谢华：20世纪90年代，我有三年在江苏《少年文艺》上连载“校园写真”专栏，写我们的课堂，纪实的，写得很轻松、很从容。我的学生很喜欢，每一期到了，他们就忙着去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哪个是我，哪个是你。他们也学着写，后来也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可以说，创作也成就了我的教学。

    作品是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

    周益民：坦率地说，我感觉，《快乐的老提》《山楂红了》并没有获得与作品品质相对等的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谢华：这确实是我的遗憾。我觉得自己写得最自如、最成功的还是那些校园小说。《山楂红了》是我唯一的长篇小说，写写改改，前前后后鼓捣了十年。更多的是短篇小说，得奖的《楼道》《守望》等，我觉得是经得起读的。《岩石上的小蝌蚪》《外婆家的马》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感到非常幸运，但还是有点儿遗憾。我希望我的那些小说能够得到应得的肯定，能够解读到我在小说中倾注的用心。最近在衢州儿童文学节上，浙师大胡丽娜老师分析了我的小说《守望》，精准地剖解了小说中深藏其间的细节，我听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作为一个作家，建构一部作品的独特意境，表达某种独特情愫，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深入地解读啊。

    我总是安慰自己，作家只是写作，一部作品就是作家放入生活长河的一个漂流瓶，它会流到哪里，能流多长时间，自有它的命运。今天你问起，再说起它们，已经是它们的幸运了。

    周益民：您已退休多年，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创作计划？

    谢华：目前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放下了一些追求，放下了那些遗憾，好好地关注当下的生活。我现在住在一个养老机构，享受这个机构提供的方便。至于写作，顺其自然吧。

    有一个“小东西系列故事”在海燕出版社放了多年，说是今年会出版。《大肚皮警察》是我跟“小东西”一起编的一个幻想和现实混杂的故事，今年也会出版。昨天一些学生来看我，说：“谢老师，你在这里体验生活啊。”我心头一震，我为什么不是体验生活呢？我也许可以写一写老年生活。这个再说了，水到自然渠成。

    （作者系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语文特级教师）